德鲁克在《新社会》中详细分析了工业社会的冲突类型及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工会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企业管理层才是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工业公民的地位与功能必须通过其从事的工作体现出来，所以造就工业公民的任务主要地落在公司身上。如果能够对工人的工作赋予意义，公司就能让工人成为工业社会的公民。这个问题既不是家长式（Paternalism）的福利社会制度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工联主义（Unionism）的抗争行动能够解决的。家长式的解决方式将工人视为孩子，告诉他们工作的意义，给他们更多的福利，给他们安全感，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们，却没有给他们成人的责任感和尊严。工联主义者为工会成员谋利益，将工会成员的利益看得高于公司的整体利益，将工会的利益看得高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也不符合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那么，在企业里，工人如何成为工业公民呢?不是被某个“家长”赋予，不是靠社会来拯救，而只能通过自我实现来获得，即个人通过发挥潜能，对组织目标做出贡献获得成就，而体验到自身的价值及其在组织中的地位。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和《管理：使命、责任和实务》中曾经提出通过建立工厂社区（Plant Community）来融合各种不同的群体，调和工业社会的矛盾。

　　德鲁克对工业社会的这些看法使他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西方学者以及企业界将其视为危险的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却又认为他是一个固执的资本主义者，“出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偏见，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命题妄加非议”39。他在对工业社会基本问题的定性方面惹恼了资本主义者，而在解决问题的出路方面又激怒了社会主义者。

　　在对工业社会的关键问题的认识上，德鲁克赞同马克思的分析。德鲁克认为马克思看到了工业社会“真正的问题”，他认为劳资矛盾是工业社会的最严峻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危及工业社会的前途。但是，另一方面德鲁克又认为美国在完成了经理革命之后，劳资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与管理层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质并非阶级矛盾，而是工人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工人与组织之间的矛盾。

　　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方面，德鲁克显然更同意泰罗的观点。他认为所有权革命不能解决工业公民权的问题，即使改变一个社会的所有权形式，只要以大生产大流通为特征工业化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现代企业这样的大型组织就仍然存在，相应的管理问题也仍然不能得到解决。无论所有权属于谁，这个社会都必须解决类似的管理问题。将劳工关系问题定性为所有权问题只会掩盖真正的问题，使之更加复杂化，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使得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和泰罗一样，德鲁克认为只有依靠生产率革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社会财富，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德鲁克希望通过生产率的提高和管理的改进，来避免冲突和分裂，实现社会的持久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