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月夜以继日、每天至少12小时的艰苦写作，本书终于画上了句号。在享受辛勤耕耘之后的快乐之际，也不免油然而生万千感慨。笔者从事印度研究30余年，亦如愿数度踏上印度国土，结识了不少印度朋友，切身感受到印度人的万种风情。数度印度之旅的日日夜夜，像电影回放一般，浮现在脑海，恍如昨天，栩栩如生，温馨美好。2005年1月5日-10月5日，笔者经过初审（2004年1月）、面试（2004年3月）、终审（2004年5月）等层层筛选，过五关斩六将，获得福特基金亚洲学者基金会项目资助，成为亚洲学者基金会第六批会员，赴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从事为期9个月的福特基金亚洲人研究亚洲基金项目《尼赫鲁与中国》研究。从事亚洲学者基金会课题申请和研究的全过程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和人生历程中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收获颇丰，要者如下。一、结识中印学者赴印度前，我有幸得到学多中国学者的帮助。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先生通过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为我联系和介绍印度中国研究所和德里大学的教授，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张力先生为我推荐和联络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指导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薛克翘先生为我介绍尼赫鲁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孙士海先生关照我的赴印度签证。各位前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令我深深感动，使我切身感受到学术友情的珍贵与真挚。在印度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印度许多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其中包括：尼赫鲁大学马杜·帕拉女士（MadhuBhalla）、阿尔卡·阿查瑞雅女士（AlkaAcharya）、邵葆丽女士（SabareeMitra）、穆丽杜拉·穆克吉女士（MridulaMukherjee）、香卡丽女士（ShankariSundararaman）、吉达女士（GeetaKochhar）、瓦拉·普拉萨德·多拉先生（DollaVaraprasadSekhar）、斯瓦兰·辛格先生（SwaranSingh）、狄伯杰先生（B.R.Deepak）、马尼克先生（ManikBhatacharya）、阿迪提亚·穆克吉先生（AdityaMukherjee）、夏尔马先生（RavindraSharma）、曼莫汉·阿格瓦尔先生（ManmohanAgarwal），亚洲学者基金会南亚办事处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印度高级研究所学术主任斯里达兰先生（E.Sridharan），中国研究所帕吉莎女士（PatriciaUberoi）、莫汉蒂先生（ManoranjanMohanty）、桑吉夫·库马尔博士（SanjeevKumar），德里大学拉文德拉·夏尔马先生（RavindraSharma）、莫普德先生（PriyadarsiMukherji）、古玛·余德烁先生（YukteshwarKumar），国防分析研究所谢刚先生（SrikanthKondapalli），印度文化部毛拉纳·阿扎德亚洲研究所宋力先生(SharadKSoni)。各位印度朋友的热情帮助和深情厚谊，使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回归故里般的温馨。我也有幸重逢和结识了在印度从事研究、学习、工作和访问的许多中国朋友，与他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邱永辉女士、金泽先生和晏琼英女士，新华社唐璐女士，复旦大学张贵洪先生，兰州大学毛世昌先生，武汉大学汪志远先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毕玮女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邓蓝女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莉女士和马加力先生，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孙兴权先生和徐景山先生，留学生金香花女士、孙美幸女士和彭娜女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杨洁勉先生、赵干城先生、夏立平先生和陈晓东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王德华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家哲先生，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马戎戎女士等。与上述各位一起度过的短暂而美好的时光，成为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二、了解印度社会在印度期间，我尽可能参加各种活动，接触和了解印度社会。我出席印度总统阿布杜·卡拉姆讲演、观看印度国庆检阅、参加尼赫鲁大学国际食品节和尼赫鲁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举办的春节联欢会、出席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电影宴会、观看印度传统音乐会等。我除了参观新德里和老德里的历史文化古迹之外，还远赴孟买、果阿、阿格拉、阿拉哈巴德、瓦纳拉西、艾哈迈德巴德、占西、菩提伽耶、鹿野苑、卡吉拉霍、阿兰陀等历史文化与宗教艺术中心参观考察。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参加了由印度国大党和圣雄甘地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圣雄甘地“食盐进军”75周年“国际和平、正义与自由徒步行军”活动。该活动历时27天，行程388公里，完全按照圣雄甘地当年的行军路线和日程进行。参加者除了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圣雄甘地曾孙图沙尔·甘地等近千名印度国大党成员之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50多位国际人士。我作为唯一一位徒步走完全程的黄皮肤的中国人，受到了多家印度和国际媒体的采访，并在群众集会上做了演讲，《参考消息》对此做了报道。我们途经了许多印度城镇和村庄，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与当地民众一起进餐，并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顺访当地民众家庭、医院、学校、“贱民”村等，对印度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三、增进学术交流在印度期间，我走访了多家印度学术机构、大学和图书馆，拜访了许多印度专家学者，与他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建立了学术联系。除了从事课题研究之外，我为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师生开设了两次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讲座。圆满完成课题研究之后，我为亚洲学者基金会撰写了期中报告和结题报告，参加了亚洲学者基金会在泰国举行的两次学术交流活动，并做了课题演示报告。此外，我分别在印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印度唯一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刊物《中国述评》（ChinaReport）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主办的《南亚研究》期刊上发表阶段性研究成果。最终研究成果《尼赫鲁时代的中印关系研究》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与在印度尼赫鲁大学从事学术交流和任教的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斯里兰卡等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学术联系。此外，我受邀赴巴基斯坦信德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与巴基斯坦（NaureenMemon女士等）、印度（瓦拉·普拉萨德·多拉先生等）和中国学者（张力先生、张贵洪先生）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并建立了良好的学术联系。会议之余，我参观了拉哈尔、卡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印巴边境升旗仪式等，领略了印巴历史文化遗迹，感受了巴铁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无数的感人故事铭刻在心。我也与亚洲学者基金会工作人员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第6期30余名会员（7位中国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邱永辉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贾都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继焦先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江源女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孔建勋先生、华中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周德翼先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和长期的学术联系，经常收到他们的学术交流邀请，为进一步从事学术交流活动打下了基础。2013年3月8日-20日，笔者应印度外交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和“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SIT）邀请，前往印度参加《甘地：杰出的领袖》中文版首发式和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董事会年会，并在印度四大城市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做系列巡回讲座。下面就此次行程及趣事做一简述。一、签证出奇顺利。此次印度之行有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馆的鼎力协助，签证办得出奇的顺利。虽然是去印度做学术讲座，但是印度驻北京大使馆文化参赞ArunSahu和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馆文化参赞DhirajMukhia建议申请旅游签证。原因很简单，旅游签证最方面快捷，只需提供往返机票、酒店订单、单位证明、银行出具的1万元人民币（冻结3个月）证明、照片、网上申请表，5-7个工作日即可拿到签证。如果办理学术或商务签证，非常麻烦，要经过印度好几个部审批，拖拖拉拉，遥遥无期。2月21日，应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高志远（NagarajNaidu）和文化参赞DhirajMukhia之邀，一起共进午餐。午餐之后去时代广场11楼印度签证中心（现在迁址到体育西路109号高盛大厦9楼E单元）提交签证材料。由于广州-新德里的往返机票和印度的交通食宿等全由ICCR承担，因此当时我手头没有机票（ICCR委托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馆订票，尚未订好），也没有酒店订单，1万元人民币只冻结了2个月，签证中心的中国女孩们不敢办理，多亏有高志远（NagarajNaidu）先生午餐时给的名片，又写了一个书面说明，终于有惊无险地顺利递交材料。傍晚收到DhirajMukhia先生的短息，他已给签证中心打了电话。5~7工作日顺利拿到签证二、不幸中的万幸。平时从来不戴手表，手机足可当手表用。但去印度讲座需要掌握时间，便在华师西门口小礼品店买了一块价值127元的电子表。南航有广州-新德里直飞航班，3月7日下午6点半起飞，印度时间晚上10点（北京时间12点半）到达新德里。一切就绪，提上行李，3点多从宿舍出发去华师粤海酒店坐空港快线大巴，结果没有赶上3点半的大巴，等到了4点。车到中途，想起来看看手机有无短信，翻了半天包，没有见到手机的影子，一摸手腕，也是空空如也，手表也忘了戴，简直不幸之极！心中只好暗暗祈祷，最好飞机能够晚点3个小时，这样可以赶回来拿手机和手表。到了机场，工作人员第一句话便是飞机晚点，而且晚点到9点半起飞。真是神灵保佑，不幸中的万幸！再坐空港快线大巴回到华师，在书桌上的一张纸下翻到了手机和手表。时间还早，打开电脑，修改整理了一下讲座稿，去饭堂吃饭，再坐空港快线大巴到机场，时间还很充足，因为飞机继续晚点到11点10分。三、抵达新德里。飞机于印度时间3月8日凌晨3点左右到达新德里英迪拉国际机场，新德里机场很漂亮，商务印书馆的杜廷广老师和郑殿华老师说，至少新德里机场比北京机场漂亮。在机场出口，IRRC联络官Mohd.AamirSiddiqui手持Prof.ShangQuanyu的牌子在等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Aamir一直陪同。坐上ICCR专车，半小时左右到达印度国际中心（IIC），《甘地：杰出的领袖》作者、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执行理事、前印度外交官PascalAlanNazareth在IIC大堂迎候。从2012年2月开始便与Nazareth先生频繁邮件联系，一年以后终于见面。少不了微笑、握手、拥抱、寒暄。Nazareth先生人很和善，具有外交家的风范。商务印书馆的杜廷广老师和郑殿华老师已经先我一个小时左右到达，本来应比我晚到4个多小时。Nazareth先生领我到房间，说明天给我调到楼上，因为一楼人来人往不安静。他问早上八点一起吃早餐还是想睡懒觉。我打电话征求了杜老师和郑老师意见，决定睡懒觉，中午十一点再一起吃午餐。IIC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新德里很有名气，环境特别优美，绿树鲜花鸽子松鼠相伴，各种大型的重要活动都在这里举办。不过，室内住宿条件实在不敢恭维，据说一晚100美元，赶上了五星级酒店的价格，但条件差不多相当于国内三星级。上午11点与Nazareth先生、杜老师和郑老师一起共进午餐，接下来几天里，都在这里食宿。四、拜会ICCR主席和外交部东亚司司长。下午应邀前往位于AzadBhavan,I.P.Estate的ICCR总部拜会ICCR主席SureshKGoel，进行了简短交谈，Goel曾在北京印度驻华大使馆工作过三年。之后，前往位于SouthBlock的印度外交部拜会东亚司司长班浩然先生（GautamBambawale），他在广州总领事馆工作过三年，走遍了全广东。双方就中印关系的友好前景交换了看法，Bambawale先生一再强调印度政府对中印关系的态度，即中印两国是友好邻邦，有悠久的友好传统，两国之间不存在竞争，只有合作和友谊。有趣的是，SouthBlock对面是NorthBlock，是内政部所在地。一南一北，一外一内，南北相对，内外相望。五、出席首发式并讲座。下午6点半开始，在IIC出席《甘地：杰出的领袖》中文版首发式，并做题为“中国的甘地研究：近百年的历程”讲座。出席首发式和讲座的贵宾有印度外交部长SalmanKhurshid，印度总理顾问ShivShankarMenon，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SureshKGoel，印度前外交部长NatwarSingh，印度前大法官（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主席）M.N.Venkatachaliah，印度前大使（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执行理事）PascalAlanNazareth，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张志宏，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副主任郑殿华编审和编辑杜廷广博士等。SalmanKhurshid，ShivShankarMenon，SureshKGoel，NatwarSingh，M.N.Venkatachaliah，PascalAlanNazareth，尚劝余等分别接受了鲜花。以上嘉宾分别发表讲话，对《甘地：杰出的领袖》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给予高度评价。我在讲座末表达了中国的第一所甘地研究中心能够落户华南师范大学的愿望，并希望得到印度的支持，印度方面给予了积极回应。此外，美国一家电影公司在拍摄一部有关甘地的纪录片，摄像师也来到了首发式和讲座现场拍摄。讲座之后，NatwarSingh赠送了他的签名著作MyChinaDiary,1956-1988，此书有珍贵的资料和图片，如作者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邓小平、齐白石（96岁）的合照，此外，还有他给毛泽东、韩素音等拍的照片，下一步计划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我的中国日记：1956-1988》，尚劝余、毕玮、闫向莉译，2018年12月印度GyanManjushaPublishers出版）。晚上8点开始，ICCR副主席AnitaNayar女士在IIC举行招待晚宴，InhonorofProf.Shang Quanyuof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China.晚宴上，结识了甘地纪念馆副馆长、圣雄甘地的孙女TaraGandhiBhattacharjee，前印度驻中国大使VinodC.Khanna（中文名康维诺），Nazareth先生的女儿Premila等，交谈并留影。六、出席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董事会年会。3月9日11点，前往甘地纪念馆（GandhiSmriti），该馆位于甘地遇刺的OldBirlaHouse。甘地最后144天（1947年9月9日-1948年1月30日）是在这里度过的。OldBirlaHouse1971年由印度政府接管，1973年改为国父全国纪念馆，向公众开放。印度总理为该馆馆长,圣雄甘地的孙女TaraGandhiBhattacharjee为副馆长。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董事会年会在甘地纪念馆的会议室召开，由主席Venkatachaliah和执行理事Nazareth主持，正式接受尚劝余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AgusIndraUdayana为新的董事会理事，分别代表东亚和东南亚。董事会年会审议了2012年的财政支出和活动情况，各分会汇报了各自工作情况（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在印度目前有十一个分会），布置了今年的任务。下午，赴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接受媒体采访，晚上接受了Indo-AsianNewsServie助理编辑MadhusreeChatterjee女士采访。七、参观泰姬陵。3月10日，早上6点出发去阿格拉参观泰姬陵（TajMahal），由Aamir陪同，车程3~4个小时。我2005年去过泰姬陵，本不想去，因为要陪杜老师和郑老师，所以再次参观了泰姬陵。门票每人750卢比，途中在一个旅游餐馆吃早餐，ICCR款待，午餐在一个比较贵的餐馆用餐，加上司机导游一行6人，吃了4000多卢比，相当于500人民币，郑老师抢着付了钱。泰姬陵的美轮美奂和它所象征的凄美的爱情故事，人人皆知，在此不必再费口舌。在这里说说印度人对中国的向往。导游也叫Aamir，大胡子，留得很长，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基本没有印度口音。他说他曾在一所大学当老师，因为大学老师晋升职称很难，要拿钱贿赂，所有他辞职当起了导游。他问我，能否在中国给他找份工作。有趣的是，ICCR的Aamir也问能否给他在中国找份工作。印度人对中国很向往，对中文很感兴趣，学会中文可以在印度的中资公司工作，工资比较高。我2005年在印度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曾收了一个弟子Aftab（中文名太阳），辅导他中文，一周一次。八、尼赫鲁大学讲座。3月11日，上午11点去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讲座。2005年在尼赫鲁大学从事福特基金课题研究长达9个月，此次回访有故地重游和回家的感觉，不免心跳加快。讲座开始前，我讲到了我的感受，讲座后，东亚研究中心主任SrikanthKondapalli（中文名谢刚，他2005年的时候尚在国防分析研究所工作）打趣地说，你在尼赫鲁大学有几个女朋友啊，竟然心跳加快。不光见到了老朋友谢刚，还见到了老朋友DollaVaraprasad,B.R.Deepak（中文名狄伯杰）,SwaranSingh,GeetaKochhar（中文名康婧），SanjeevKuamar（他现在IndianCouncilofWorldAffairs工作）等。尼赫鲁大学依旧如此之政治化，学生提问都很刁钻，喜欢问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等等。我建议他们去西藏看一看，现在的西藏不是他们想象中的西藏或者印度藏人和西方人宣传的西藏。结果，一位来自四川藏区的留学生马上反驳我，说他本人就来自藏区，西藏人仍然受到歧视等等。还有一位来自云南省社科院的女孩和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孩，都提了问。讲座后，攀谈了一会，台湾女孩说，老师，但愿我的问题没有为难你。九、万幸中的不幸。新德里行程总体来说挺好挺幸运，有Nazareth先生和Aamir陪同。然而，万幸中也有不幸。不幸之一，有些印度人见钱眼开，坑蒙拐骗。10号晚上打的去逛印度门（IndiaGate），与出租车司机说好，来回加上等待，共300卢比。回来后，我没有零钱，最小的是五百卢比的钞票。于是，给了他一张五百，等他找钱。他迟迟不找钱，说至少要再加一百，只找一百。更有甚者，12号凌晨在IIC退房的时候，被前台伙计硬生生坑走1140卢比，具体情况与第二个不幸有关联。不幸之二，Aamir四天内一直表现很好，按时接送陪同。可惜没有站好最后一班岗，晚节不保。他说好12日早上5点半来接我去机场。Nazareth先生本来要送我，我说不用了，有Aamir就行。结果不成想，我等到6点也没有见到Aamir的影子，打他电话不接。我只好给Nazareth先生打电话求助，他给ICCR文化主任SunilMehdiretta打电话，马上派车过来，因为飞机8点起飞，7点之前赶不到机场，就赶不上了，需重新买下一班机票。ICCR只包交通食宿费，不包长途话费，我用座机给老婆打过几分钟电话，checkout的时候，前台伙计要收费。我问多少，他说410卢比。我身上依旧没有零钱，全是1000卢比的。于是，递给他一张1000卢比，他放进了抽屉。我等他找钱，他不找，说我还差550卢比。我说你刚才不是说410卢比吗，让我看看账单，他递给我一张一长串数字的账单，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电话费字样，他指着一个1550卢比的说，就是这个。于是，我又给他一张1000卢比，他找我450卢比。不久，Nazareth先生下来，我告诉他我交了1550卢比的电话费。前台伙计矢口否认，说只收了我410卢比。我掏出他找给我的450卢比零钱，说如果是410卢比，你应该找我590卢比，而不是450卢比。但他就是不承认。Nazareth先生说，这是一个bigshame，他想不到IIC这样的地方也这样。这里郑重告诫去印度的同胞，有些印度人见钱眼开，对付的办法，一是准备好足够的零钱，要多少就给多少，不要多给；二是先让他找好零钱，然后再给他整钱。（2005年第一次赴印度，在机场换钱的时候，我明明给了800美元，工作人员说我只给了700美元，硬生生讹掉我100美元，回国前夕将银行账户上的卢比换成美元，结果又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讹掉了几百美元，而且折腾了一整天。）十、直奔孟买大学讲座。好在ICCR的司机一路驰骋，12日凌晨7点之前赶到了机场，Nazareth先生一个劲让他开慢点，别出事。多亏一位机场人员的帮助，没有排长队，到另外一个窗口办理了登机手续。来到门口给Nazareth先生挥手告别，他一直在门口等着。10点多到达孟买机场，孟买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首府。前来迎接的是ICCR孟买项目助理官员RenuPrithiani女士，手持鲜花，笑容可掬。她干练活跃，快刀斩乱麻，办事效率奇高。在孟买呆了两天，做了四场讲座，是整个行程中讲座最多的城市，此外还忙里偷闲购物，买了两个手提包。整个行程Renu一直陪伴，每场讲座她都在场。从机场直奔孟买大学历史系，先见了历史系主任T.R.Ghoble（中文名高伯乐），他介绍了历史系的情况和部分骨干老师情况，赠送了几本书。之后，去讲座大厅给师生讲座，然后合影留念。孟买大学的学生不像尼赫鲁大学那么政治化。讲座后，下榻五星级宾馆Astoria，并用午餐。Astoria位于海滨，环境很美，出行方便。十一、尼赫鲁中心讲座。下午5点去尼赫鲁中心，先见了CEOSatishSahney先生，Renu事先介绍过，Sahney是一位非常博学、儒雅、谦虚的人。见面果不其然，聊了一会甘地与尼赫鲁。进来一位女士，手持鲜花和礼盒。原来她是WisdomFoundation主席ZeenatShaukatAli博士。我来印度之前的前三天，收到了她的邮件，她在编辑一本书HealingMemories:CivilizationsinDialogue，撰稿人来自不同国家，包括约旦王子、美国总领事、德国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马来西亚总领事、科威特总领事、伊朗总领事、土耳其跨文化对话论坛秘书长等，邀请我撰稿，我给了一篇有关甘地宗教思想及其对世界和平的影响的稿子，附了简历和照片。回国前，我收到了装帧和印刷极其精美的精装书，她给了我四本，可惜太重，我只拿了一本。她邀请我4月9日再赴孟买参加HealingMemories:CivilizationsinDialogue一书的首发式，恐怕难以从命，抽不出时间。Zeenat是穆斯林，非常活跃，人脉很广。之后，在尼赫鲁中心“和谐大厅”讲座。除了Zeenat，曼尼巴万甘地博物馆馆长UshaThakkar、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刘友发、领事湛玉会等许多人也前来听讲座。Sahney先生赠送了好多本书。十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讲座。13日，11点来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这是一个智库。本来ICCR安排的是去参观ElephantaCaves，因为我2005年曾来过孟买两次，陪同朋友和家人两次光顾ElephantaCaves，于是取消了参观，改为来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讲座。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主席Sudheendra Kulkarni是前印度总理秘书，2012年11月他来中国访问，我受湛玉会领事之托见过他。本来，他想来华南师范大学做一个讲座，因为外文学院安排不过来，我将他介绍给了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的郁龙余主任，在深圳大学做了讲座，并与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签署了一些列合作协议。我专程去深圳与他共进晚餐，并呈上了我的《甘地与尼赫鲁的历史交往》《尼赫鲁研究》，以及2005年在印度写的一篇有关“印度人民党政治风波”的文章的复印件（《当代亚太》2005年10期），文章七次提到了Kulkarni，我统统标上了红色。这次来印度，他还给我看了他保留的文章。Kulkarni以及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全体成员，湛玉会领事，Renu等参与了讲座。之后，与Kulkarni及相关人士共进午餐。Kulkarni之后在《印度快报》上发表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Kulkarni先生赠送了甘地手纺车和书籍等礼物。十三、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讲座。下午先参观了曼尼巴万甘地博物馆，受到了UshaThakkar的热情接待，她送给我两本书和一篇文章，一位祖籍广东的人士在南非支持过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她让我回国做一些相关研究，查阅一下一些相关历史资料。碰到十几位来自北京、广州等地的游客，他们也来参观。甘地曾在这里居住过好多年，马丁·路德·金20世纪60年代曾来这里，呆过一个晚上。之后，去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GatewayHouse:ICGR）讲座，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智库。执行主席ManjeetKripalani女士和研究协调官AlishaPinto女士风度翩翩，优雅迷人。她们送给我印有GatewayHouse标识的杯子等礼物。这次讲座形式比较独特，其他讲座都是我讲，之后提问，问答问题。这次，是我和Rajni Bakshi女士对话，之后，其他人提问，问题很刁钻，范围很广。刘友发总领事和湛玉会领事问答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孟买大学非洲研究系的RenuModi女士，曾任系主任，她对中国很感兴趣，想去中国教书或做研究，我后来把她介绍到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之后，由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孟买分会在WellingdonClub招待晚餐，孟买分会主席是Zeenat，她送给我一束1.5米高的干花，我转送给了Renu。IRRC孟买地区主席ManjisthaMukherjeBhatt女士等出席了晚宴，她很年轻，很有魅力，笑容可掬。这个餐馆号称中餐馆，但一点没有中餐的感觉。吃完晚餐已经是11点多了，回到宾馆，收拾行李打包，上床睡觉估计凌晨1点了。十四、金奈中国研究中心讲座。14日凌晨4点起床，4点半前往机场。飞机7点起飞，9点多到达金奈（马德拉斯），金奈是泰米尔邦首府。前来迎接的是ICCR金奈分部联络官K.Lalitharani女士，手捧鲜花。由于交通拥挤，抵达五星级酒店Savera时已经快11点。吃饭后，回酒店冲凉，收拾讲座的东西，12点出发去ICCR金奈分部办公室，见了地区官员K.Ayyanar，在他电脑上查看了邮件。之后，前往金奈中国研究中心，先拜会了中心主任D.S.Rajan教授，他能说一些中文。接着，在亚洲研究中心讲座。讲座后接受了NewGenerationMediaCorporationPrivateLimited电视台采访。Rajan教授赠送了好多本书。之后，去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金奈分会主席NainaShah女士家晚宴，这是印度之行多天来吃得最舒心的一次饭，看来还是home-made的东西可口。NainaShah邀请了许多客人，其中K.Krupa女士主要从事在儿童中传播甘地思想，她制作了很有趣的PPT和图画册等，并演示了手纺车。我拷贝了她的PPT。十五、参观全国农业基金会和亚洲研究中心。15日，在NainaShah的安排下，拜访了全国农业基金会执行理事SSRajsekar。他父亲是ChidambaramSubramaniam，曾任粮农部部长等职，是印度现代农业发展政策的建筑师，最突出的成就是实施了“绿色革命”，被称为“绿色革命之父”。全国农业基金会在农村经济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Rajsekar展示了PPT，并赠送了许多书。NainaSha特地赶过来陪同。之后，前往亚洲研究所，该所位于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所长G.JohnSamuel博士介绍了该所情况，并陪同参观了图书馆，赠送了披肩和许多书。有一个日本人在此写博士论文，他能说标准的中文。还有一个新加坡的女士，也在这里从事课题研究，也能说一些中文。该中心藏有泰米尔文医学善本，刻在棕榈树叶上，很珍贵，被UNESCO授予“MemoryoftheWorldRegister”。Samuel博士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来此做研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下午参观Handicrafts博物馆，展示了印度南部四个邦的传统生活。在NainaSha的关照下，工作人员当向导，并午餐招待。观看了手工织布、陶杯制作和玻璃工业品制作现场表演。金奈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首席部长J.Jayalalitha的巨幅照片，她曾经是一名演员，演员从政在印度很普遍，她属于ADMK党，在位二十余年，被称为Amma(妈妈)。十六、班加罗尔大学旧校区讲座。16日，5点多起床，前往机场。8点45分抵达班加罗尔机场。班加罗尔是卡纳塔克邦的首府。刚走到行李领取处拿好行李，一个人走了过来，问“你是Prof.ShangQuanyu?”原来他是ICCR助理K.SurieRao，我以为他在出口外面等，没想到他进来了。他说，他举着牌子，看到了我，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他。下榻五星级宾馆LalitAshok，对面是高尔夫球场，附近是首席部长公寓和邦长公寓，这是唯一一个下榻过的有拖鞋的宾馆。下午5点多前往位于市区的班加罗尔大学旧校区讲座，Nazareth和夫人Isobel等人已经在讲座大厅了。前台就座的嘉宾有ICCR班加罗尔地区主席（女士），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班加罗尔分部主席（女士），前印度驻华大使C.V.Ranganathan（中文名任嘉德），Nazareth先生，班加罗尔大学甘地研究中心主任D.JeevanKumar博士。讲座期间，闪光灯频频闪烁。讲座后，Nazareth开玩笑说，人们以为前来讲座的中国教授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没想到这么年轻，个头挺高，而且good-looking，女士们忘了听讲座，只顾拍照了。这是所到之处最隆重的一次接待，讲座结束由Ranganathan大使给我佩戴花环，披肩和国王帽，还有一个装有5000卢比的信封。之后，是电视台采访。十七、参观迈索尔。17日，早上7点多退房，将行李放到车上，出发去迈索尔参观，因为参观完后直接去Nazareth先生家下榻。迈索尔是卡纳塔克邦的旧首府，比班加罗尔历史悠久而厚重。迈索尔王宫建于14世纪，宫内金碧辉煌。进迈索尔王宫参观，不能穿鞋，不能拍照。途经许多富于特色的小城，如“玩具之乡”“甘蔗之乡”“椰子之乡”“丝绸之乡”等。沿途观看了铁普苏丹宫，去Rao家做短暂停留，与他家人寒暄了一会，照了合影，参观了ShriChamundeshwariTemple等，善男信女们提前几个小时前便在庙外排队了，参观了独立前修建的水库大坝，里面非常漂亮，像一个大公园。晚上9点半，回到了Nazareth先生家。十八、做客Nazareth先生家。Nazareth先生在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十几个国家做过外交官和大使，做过ICCR主席，退休后创办萨沃达亚国际托拉斯，致力于宣传甘地的思想，因此于2007年获联合国吴丹和平奖，2010年赴联合国做“国际非暴力日”主旨发言。Nazareth先生家很大，两层，房间挂满了他们夫妇与世界要人的合影，以及各种荣誉匾牌。我一个人住楼上一层，自由自在。Nazareth先生生有一儿二女，都出生在美国。大女儿二十多岁时病故了。二女儿Premila在新德里工作，我在IIC与她合过影。儿子Andy患了骨癌，一条腿截了。从此，不再见人。有一次，我从楼上下来，正碰到他可能要从房间出来，看到我，连忙说：“Sorry,Ihavenotshaved,I’llseeyoutomorrow”，又关上了门。但直到我走，也没有见他一面。我走的那一天，3月20日，是他的45岁生日。十九、参观BannerghattaBiologicalPark。18日，Isobel陪我参观BannerghattaBiologicalPark，这是一个野生动物公园，当然动物都是圈起来的，我们坐在窗子用铁丝网封起来的大巴上参观。我们见到了鹿，熊，大象，狮子，老虎，有一只白虎。之后，参观了动物园，有各种各样的鸟、蛇、猴子等。野生动物公园有一个牌子，令人印象深刻，上写：“Thesurvivalofmanisdependentonthesurvivalofanimalandplant life”。二十、班加罗尔大学新校区讲座。19日，Nazareth先生陪我去位于郊区的班加罗尔大学新校区讲座，这是新加的一场讲座。先拜访了班加罗尔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与他进行了交谈。印度的大学校长都叫ViceChancellor，Chancellor则由邦长或总统兼任。校长个头不高，人很好，很随和。他邀请我们讲座完后，一起与学校董事会成员吃午餐。讲座前去政治系教授MeenaDeshpande博士办公室，她是《圣雄甘地全集》100卷英文——卡纳达文翻译项目主编，已经翻译完了10卷，总共有80多人参与。她参加了我在旧校区的讲座，我曾提到，我下一个研究目标是将《圣雄甘地全集》100卷中所有论述中国的部分整理出来，进行系统研究。她将《圣雄甘地全集》100卷中所有论述中国的部分的页码整理出来，并将南非时期的资料复印好，约有200多页，交给了我，她说如果以后需要帮忙随时联系，着实令我感动不已。接下来是讲座，讲座由甘地研究中心主任D.JeevanKumar博士主持，政治系主任总结。出席讲座的是政治系的全体师生，也是历次讲座人数最多的一次，女生占了一多半。虽然是政治系的学生，但学生提问很学术，不像尼赫鲁大学那样政治味特浓。这可能就是首都与地方的区别所在。讲座后，参观了甘地研究中心，Kumar博士赠送了书籍和两盆植物。之后，回到市内旧校区，与班加罗尔大学校董事会成员一起吃午餐。董事会成员都是各个学院院长和系主任，他/她们向我提问，问中国和印度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我说是合作伙伴，他们立即情绪激动地反驳我，说中国不想看到印度崛起和强大，中国与巴基斯坦友好等等。校长起来阻止，说先吃饭。事后，一个董事走过来，向我道歉，说“sorry”。Nazareth先生对这些人的观点和做法不以为然。他说，如果中国有竞争对手和敌人的话，那也是美国，而不是印度。这些人受西方影响太深，接触到的全是西方人的观点或者印度战略分析家的看法，往往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二十一、最后的晚餐。晚上，Nazareth先生邀请了Kumar博士夫妇、Ranganathan夫妇等前来晚宴，为我践行。Ranganathan夫妇聊了许多他们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经历。Ranganathan的中文很好，他说平时想不起来中文，见到中国朋友，中文就回来了。他甚至可以看中文，我将《甘地：杰出的领袖》一书中他对2012年中文版的贺信的译文指给他，他竟然可以念出来，说翻译得很好。Kumar博士的夫人是一位作家和书评家，出版社经常将新出的书寄给她，让她写书评。二十二、回到广州。20日，凌晨3点30，Nazareth先生打电话给我，说Rao已经打来电话，4点多来接。我前天晚上已经收拾好行李，拿到楼下。Nazareth先生已经给我沏好了牛奶，正靠在椅子上等我。过了一会，Isobel也从房间出来，与我告别。4点多Rao准时达到，送我到机场。飞机7点起飞，10点左右多到达德里。在国际航班中转处看到了ICCR联络官SojiBenjamin，我在新德里见过他。看到他，很吃惊。他说，是Nazareth先生打电话给他，让他来送我。我说“noneed”，你应该睡懒觉，我直接中转就可以了。事实证明，Soji的出现，“非常need”。因为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馆将电子机票发到了我邮箱，我打印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了。没有机票，进不了候机厅。多亏Soji联系，一位工作人员出来接我进去。飞机下午1点起飞，5点半多（北京时间8点多）到达广州。取行李，坐空港快线，回到华师差不多快10点了。早都饿得晕头转向了，在小卖部买了三根现烤的香肠，一口气吃完。又买了三袋方便面，回到宿舍，一起煮了，一口气吃完。感觉还不是很饱。也只好这样了。冲凉，上床睡觉。二十三、小结。此次印度巡回讲座感受良多，择其要者小结如下：（1）从头至尾，一个字：累！生平第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了这么多场讲座，参加了这么多场活动，见了这么多人（包括许多VVIP），坐了这么多次飞机和其他交通工具；生平第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去了这么多地方，如此起早贪黑，平均每天睡觉不超过五个小时；生平第一次，接受了这么多电视台、报社的采访，每到一个城市，必有几场采访。（2）印度普通人（至少部分）对中国很向往，想去中国看看，或者工作。部分印度精英对中国有偏见，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乃至敌人，这些人受西方影响太深。需要中国学人多去印度，多与之交流沟通。（3）中国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中文，不为外界所知，需要中国学人多多向外国包括印度介绍我们的研究成果，向他们发出我们的声音。（4）迄今为止，中国尚未有人系统梳理近百年的中国甘地研究，这个话题，对印度人更是陌生。如今，印度人终于看到甘地研究在中国起始如此之早，几起几落，方兴未艾。（6）中国学者不应只局限于新德里，应该多去印度南部走走，南印度对中国学者更加欢迎，更加期待。（6）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现在印度广为人知，主要媒体和相关大学、智库、研究机构网站的相关报道中都有提到。更有学者对华南师范大学名字好奇，提问为何叫Normal大学，费了我不少口舌，追根溯源予以解释。（7）部分印度人见钱眼开，告诫去印度的同胞，多带零钱，或者让他们先找零，再给整。（8）印度很印度，值得一去。2018年5月1日-5日，笔者受印度政府总理莫迪邀请，赴新德里出席纪念甘地诞辰150周年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是笔者第三次赴印度，也是规格最高的一次。小记如下。一、2018年1月11日，笔者收到印度驻中国大使班浩然先生的邀请信，信中说：“亲爱的尚劝余教授：1.我非常高兴地转告您，印度政府已经确定您为圣雄甘地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由印度总理担任主席，委员由印度和国外100多位著名学者组成。2.该委员会的职责是：（1）确定圣雄甘地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政策、计划、项目，并监督指导。（2）确定纪念活动详细方案的大致日期。详情请联系：文化部秘书尼尔马拉·戈雅尔，电子邮箱goyalnirmala@yahoo.com,电话+91-11-23022401祝好班浩然”。二、2018年3月27日，笔者收到印度总理莫迪先生的邀请信，信中说：“亲爱的尚劝余教授：首先感谢你作为纪念圣雄甘地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全国委员会委员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该委员会旨在为纪念活动确定政策和指南，并为相关纪念活动确定时间框架。2019年是国父150周年诞辰庆祝年。我们将在前一年（即今年）和来年以实际行动重新践行圣雄教导并恪守他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是向没有经历过圣雄时代的后人弘扬圣雄的学说和理想。你的指导将有助于我们开展一场意义重大的纪念活动，因为你的指导基于你终生致力于践行圣雄甘地所倡导的价值观。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定于2018年5月2日下午5点在新德里召开，我们将就纪念方案和传播圣雄理想的方式问题交流看法。期待你的光临，也欢迎你提前给我分享你的想法，以便我们能够开始运筹帷幄，落实这些想法。文化部资深官员会与你联系，了解你的参与方案的细节。印度政府和我本人期待与你一道在全球传播甘地的哲学、理想、服务精神和学说。祝好纳伦德拉・莫迪”。三、撰写纪念方案，发给印度文化部和印度驻中国大使馆。本计划4月28日出发，29日抵达新德里，5月2日开会，5日回到里加。然而，由于拉脱维亚没有印度大使馆，必须去瑞典斯德哥尔摩签证，于是不得不推迟出发日期。在印度驻北京大使馆巴沙先生（MohdShariqueBadr）的协调帮助下，在印度驻斯德哥尔摩使馆官网上填写签证申请，并与印度驻斯德哥尔摩使馆政务参赞VijayKumar先生、签证官KamalParvez先生等联系，确认签证事宜。印度驻斯德哥尔摩使馆RajeshDuggal先生受印度文化部联合秘书PranavKhullar委托为我购买了从里加到斯德哥尔摩、经法兰克福到新德里，再从新德里经法兰克福到里加的往返头等舱机票。四、5月1日早上8点从里加飞往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8点20抵达，从机场打的到印度大使馆，在KamalParvez先生等人的协助下，当场递交护照办理签证，差不多一个小时拿到签证，乘坐ARLANDAEXPRESS轻轨回到机场，然后，飞法兰克福，再飞新德里。多亏申请了轮椅，一路有机场人员推送，否则双膝非得废了不行。这是今生第一次乘坐商务舱，尽享优待与舒适。LUFTHANSAN公司的小飞机，商务舱和经济舱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在第一排，位置宽敞了一点点。波音777大飞机则不同，商务舱非常宽敞，可以伸开腿脚，升降座椅，当床躺下来睡觉。由于每到一个机场，都会去BUSINESSLOUNGE，免费饮食，所以到了飞机上，反倒没有胃口点餐了。五、5月2日上午8点多抵达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文化部派专车来接机，以后的几天时间里，都是专车专职司机随时接送。9点多到达五星级官方酒店ASHOK酒店，领了房卡和开会袋，里面有胸牌、笔纸、会议日程、一个手纺车、一本甘地自传等。午饭碰到美国甘地BERNAD“BERNNI”MEYER。下午2点与美国甘地一起坐车去GANDHISMIRITI&DARSHANSAMITI，文化部长MAHESHSHARMA博士招待大家喝茶，给每人赠送一个甘地式的白色围巾。3点半左右，坐车前往总统府（RashtrapatiBhavan），我的司机在外边等我，他说去了宾馆，我不在，估计我在这里，我坐在美国甘地的车里，我的司机说，他跟着我们。原来，文化部给我和美国甘地每人配了专人专车，这几天随叫随到。安检很严格，不能带包、相机和手机等进入会场。后来，印度驻中国大使馆问我有没有与总理等人的合照发给他们，我说现场不能带相机和手机，所有很遗憾没有照片。六、会场座位已经安排好，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文化部官员带领我到对面座位的中间，我正对的是美国甘地，他在对面座位的中间。纪念甘地诞辰150周年全国委员会由印度总理任主席，由印度政要以及著名甘地学者、社会思想家和活动家125人组成，其中116人来自印度（包括中央政府和邦政府政要、资深议员、各党领袖等），9人来自国外（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KofiAnnan和潘基文BanKi-moon，诺贝尔奖获得者南非大主教图图DemopndTutu，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Gore、葡萄牙总理科斯塔AntonioCosta、前日本首相森喜朗YoshiroMori、美国国会议员加伯德TulsiGabbard、梅叶尔BernardMeyer、尚劝余）。出席此次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82名，包括印度总统卡文德（RamNathKovind）、副总统奈杜（VenkaiahNaidu）、总理莫迪（NarendraModi）、前总理辛格（ManmohanSingh）、前副总理阿德瓦尼（LKAdvani）、反对党领袖阿扎德（RajyaSahhaGulamNabiAzad）、中央政府部门的部长、21个邦的首席部长等，以及两名国外委员——中国甘地学者尚劝余和有“美国甘地”之称的梅叶尔（BernardMeyer）。七、本次会议由印度总统担任主席，并做主旨致辞，内务部长辛格（RajnathSingh）致欢迎辞，各参会委员每人发言1~3分钟，就纪念活动各抒己见，最后由总理总结回应。会议确定从2018年10月2日至2020年10月2日在印度和全球组织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全国委员会将组建由总理牵头的执行委员会，在各委员建议的基础上，确定和落实纪念活动。记者和与会委员受到总统卡文德、副总统奈杜、总理莫迪的逐一握手接见，记者在握手接见时说我是来自中国的甘地学者，莫迪总理回应说，他几天前刚从中国访问回来。笔者在发言中建议印度政府在2019年3月12日-4月6日组织“国际和平、正义与自由”之类的“丹迪进军”活动，10月2日在印度组织“甘地非暴力思想与当今世界”国际学术研讨议、同时在中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协调组织类似的研讨会。此外，记者也谈了在中国出版《甘地选集》《中国学者论甘地》《甘地研究》《甘地与中国》等著作，并由印度政府组织协调人力翻译和出版相关著作英文版本，组织举办汉语、英语、印地语三种语言的《甘地与蒋介石》话剧巡回演出等，希望印度政府能够给予支持。会议主持人内务部长辛格对笔者的建议给予了积极而肯定的回应。八、5月3日，本来和美国甘地约好早上7：30一起吃早餐，不曾想一觉醒来快9点了。给美国甘地打电话道歉，约好11：30一起吃午饭。吃饭时，给他用手机看了印度媒体对昨天会议的报道。下午2点，BBC驻新德里记者VineetKhare和摄像师来到ASHOK宾馆采访笔者，原计划在房间采访，后来改到大厅采访，找了一个角落。因为这几天ASHOK宾馆有好多活动，其中一个是全国电影节颁奖，许多宝莱坞明星和导演住在这里，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个来自加尔各答的女士，她说这是她第一次获奖。采访中，笔者畅谈了近百年来中国甘地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向印度和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甘地研究成就，将中国的甘地研究学术成果推向世界。在笔者的协调下，BBC记者后来也前往中国采访了吴蓓女士和梁昊文先生，在BBC节目中做了报道。晚饭和美国甘地以及一位印度先生一起吃饭，聊了好多。九、5月4日上午10：30，司机接笔者去尼赫鲁大学重温当年的记忆，稀里糊涂找到了国际关系学院新大楼，一楼的指示牌上写着104室是VARAPRASADDOLLA的办公室，上去后，他果然在，正在给一个女学生说论文。看到我，他吃了一惊。聊了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女博士生，一个研究中国农民工，一个研究非洲印度人和华人。多拉告诉两个学生，半个小时候再来办公室找他。我们一起去JNINSTIUTTEOFADVANCEDSTUDIES，2005年我在这里的5号房住了9个月（我的隔壁曾住过张贵洪和邱永辉）。先见了主任，他也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研究非洲问题。管理员给我们端茶，我端详了一会儿，果真是我当时住的时候的那个管理员，他也记得我，说起了我参加食盐进军的往事。去5号房转了一下，照了相，条件和原来没有太大区别，但有了因特网。当年房租每月6000卢比，现在3万卢比。然后，来到大门口拍了合影。告别主任和管理员，去尼赫鲁塑像前拍照，我当年离开的时候，刚搭起了一个铁架子，正准备建塑像。之后，去了多拉家，他搬了新家，三房。见了多拉的夫人BONNIE，但是两个孩子上学去了。一起拍了合影，多拉给笔者送了他的书，博士学位论文。告别多拉，去手工市场转了转，买了一条羊绒围巾，3000卢比，买了6个木刻镂空大象，每个500卢比。十、5月5日上午11点，司机送我去机场。他说，他家就住在离尼赫鲁大学不远的地方，他儿子今年高中毕业，现在工作很难找，希望我给多拉教授说说，看看能不能给他儿子在尼赫鲁大学找个侍应生之类的工作。从新德里飞法兰克福，再飞里加，当天夜里12点多到达。由于舟车劳顿没有休息好，加上印度天气室外热室内空调冷，饭菜咖喱多口味重，下嘴唇起了一连串包，肺热咳嗽痰多，病了一个星期。以上是笔者三次印度之行的点点滴滴，谨与读者分享。言归正传，本书的问世绝非本人一己之力。我国南亚学界诸多专家学者在印度学习考察多年，写出了丰硕卓著的可供学人学习借鉴的成果。本书的问世即仰赖于参考书目举要中所列举的诸位南亚学界前辈同人研究成果的哺育和营养。特别要提到的是马加力先生、尚会鹏先生、王树英先生的著作使笔者受益良多。在此，谨对上述南亚学界的前辈同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尚劝余2018年1月于波罗的海之滨的拉脱维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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