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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估算方法
估算方法用于对某一项目的工作、时间或成本进行近似估算。
一、野蛮成长
九鼎投资创立于2007年，创始人为吴刚和黄晓捷，两人均是四川人。创立九鼎前，吴刚为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处长，黄晓捷为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校长助理。吴刚曾是证监会最年轻的处长，聪明而勤奋。他在当时敏锐地捕捉到了PRO-IPO的造富机会，九鼎的定位正在于此。九鼎成立没多久，就投资了四川的两家企业——吉峰农机和金亚科技。2008年四川地震后，为支持灾后重建，证监会曾一度向四川企业开启了上市的“绿色通道”。吉峰农机和金亚科技，在这一政策支持下迅速上市，九鼎投资也因此一战成名。随后，九鼎开始了野蛮成长之路。九鼎所从事的PE行业，原本是一个高端、精致的小众行业，它讲究个性化、非标化。但九鼎却将工业流水线的模式，引入了该行业九鼎在各地安排专人驻扎，负责寻找和联络当地企业，跟当地政府、银行和券商等中介机构加强沟通。同时在北京建立庞大的研究所，对行业中的优质企业进行全面筛选。这样，它就编织起一张搜捕项目的大网。在这张精密大网的过滤之下，优质项目很难不被发现。由此，九鼎被贴上了“游戏规则破坏者”“PE公敌”等标签，但它却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实惠。然而，好景不长。2012年IPO暂停，这让高价囤积了大量投资项目的九鼎迅速陷入困境。由于前期私募协议中，大多包括“保底增值”的承诺，因此九鼎所募集的基金，实质上类似于某种“准债权”。如果不能通过上市获取超额收益，它只能自行融资偿还到期退出的融资本息。但这种借新债还旧债的操作，会带来更大的负担。2013年底，九鼎净资产已不足5亿元，资产负债率45.53%，当年经营现金流为-5800多万元，已陷入“入不敷出”的财务窘境。
（6） 坚守向地性和向水性学术志向
任何生物对于作用于它的东西，都具有分辨好坏利害的评价能力和趋利避害的选择能力。就这种能力的最基本的形态来说，便是所谓的向性运动与趋性运动。向性运动为一切植物固有。比如向光性：茎有正向光性，朝着光生长，根有负向光性，背着光生长。比如向地性：根有正向地性，向下长，茎有负向地性，往上长。再比如向水性：根有很强的正向水性，强到足以使榆树的根找到、长入并阻塞下水管道。这些向性运动显然是分辨好坏利害的评价能力和趋利避害的选择能力的表现：直接说来，是为了获得有利自己的光、水、营养等；根本说来，则都是为了保持内外平衡稳定，从而生存下去。56其实，生物如此，人更如此，学者莫不如此。因此，就生物的向性运动而言，学者可以分为：向光性的学者、向地性学者和向水性的学者。一方面，不论哪一类学者，他们都具有分辨好坏利害的评价能力和趋利避害的选择能力。另一方面，他们都是为了获得有利自己学术生命的光、水、营养等。但根本说来，他们都是为了保持内外平衡稳定，从而生存下去。对于李胜良的学术定位，我以为，目前可能更倾向于向地性和向水性。他主要致力于向赋税历史索要必要的学术营养。而且，这种饥渴与执著，更多与生俱来。青灯黄卷，四方搜索，经年积累，筚路蓝缕，一切的努力与跋涉，无不为了获得有利自己学问的所有“光、水、营养”等等。我相信，在如此浮躁与功利的当下，胜良君是非常稀有的一个，也是终会有益于世的事功掘进与求索。我也认同这种守望，践行这种探索。也相信，一旦胜良君走出向地性、向水性的准备阶段，开始向光性的掘进与现实参与，定会催生空谷足音的现实震动。而在《大任斯人》的“与税史学前辈作隔世谈”一节中，他的学术雄心与志向，无意间泄露于世。请允许笔者大段引用其开篇之言：从历史的眼光看，活着的人总是微不足道的，而只有那些因生前的德行、事功、著述而延展了生命长度在其死后仍然“活在人们心中”的“故人”，才有望“超凡入圣”、登室入堂。因为他们总是会把一生中最好的状态和形象抽象、凝聚、定格在那些可以传流后世的细节中，逝者虽然肉体消亡，却在精神层面上获得了再生。这也可以导出下面的推论：一个在生前没有赢得什么“功德”的人是没有多大生命质量的，他可能过的太平淡、太乏味、太本分、太中庸、太实际、太明哲保身以至于丧失了更宽阔界面里的可读性了；一个在其身后没有留下可供后辈（尤其是与其没有血缘、师承等关系的后辈）作隔世垂吊和神往的人也是无趣的，因为他可能将自己的过分专注和享乐投入了尘世而忽略了把人生的风采定影给来世。出于这样的认知，也为了获得一个相对超脱、中立、高雅、静谧、纯粹、没有功利目的和门户之见的交流气氛，我更愿意与为历史流下了丰富财富的已故前辈们作隔世的倾谈。所谓“论学不因生死隔”、“词客有灵应识我”，曾经对税史学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一些名家，我甚至愿意单方面地视之为我摄入税史领域的“忘年交”。我想，在这段夫子自道的文字里，我自信读解了胜良君的学术追求与人生境界。他认定“向地性”、“向水性”的学术价值取向，旨在为了刷新“向光性”的记录高度准备着，他的淡定与高雅，他的“不求闻达”的生活方式坚守，就在于他认定了这样一种存在模式：“著书活动总是一种清雅自重的选择。”“事实上，每一次用心的创作活动都是充实而愉悦的内心体验，每一次对专门学问的钻研都是同时满足自己求知欲和清高感觉的良好修炼。”诚哉斯言！作为时代良心的守望者——学者，他的基本职责犹如医生对待病人，就是要以发现患者身上不为患者发现的病灶为天职，及时诊断和施治。因此，正如不能责怪大夫不看不赞患者身上的健康元素一样，社会也不应苛求学者只看光明，歌颂光明。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常识告诉我们，他们专业能力的获得，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就来自于前人和别人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如此观之，对赋税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借鉴研究，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和不可忽视。对税史人物的得失臧否，本是一个学者履行社会责任的份内天职；对税史人物得失臧否的客观准确与否，就成为评判一个税收学者所尽社会责任大小的主要标准。正是在这点上的一致，我以为，我和胜良君的心是相通的，也把胜良君引为道友，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渴望的生活方式。尽管在抵达这种生活方式的路径选择上，我们有着各自的偏好与执拗。正因为如此，我也不愿为了所谓的公正公允的世故美名，列举《大任斯人》存在的疏忽与不足。可能恰恰因为这些不完美，才使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活生生的学者的真实形象。因为，我们本是一个人。是人，就有缺憾。正视作为人的不完美和缺憾，或许恰好预示了人性的无限广延性与丰富性，昭示着“生活之树常青”的存在逻辑。
上篇 愿跟你干，是感觉到被懂得
当人们问起热恋中的男女“你为什么爱他（她）”时，颇具说服力的回答莫过于“他（她）懂我”。为了能与“懂我”的人相伴，他们愿意与其共患难，甚至同生死，这也许是对情爱魅力的一种解读吧。触类旁通，领导的魅力是什么呢？为什么有些领导者能让部属言听计从呢？最基础的因素应是懂得。懂得人的本性、懂得自我心性、懂得心与心交流，方能通心达志，令人心甘情愿地追随。懂得人的本性，即能在工作中顺应人的心理需求规律，而不是违背人性，想当然地处理问题；懂得自我心性，即能理性调整情感，坦诚对待谏言，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懂得通心达志，即能深层了解他人，将自己的意愿准确传递，实现求同存异。只有懂得才能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只有懂得才能增进相互间的友情，只有懂得才能实现有的放矢。心理学研究发现，与一个人初次会面，45秒钟内就能产生第一印象，且这一印象会顽固地根植于人的大脑中，进而影响其认知。这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洛钦斯（A.S.Lochins），在1957年用实验证明的首因效应，即第一印象效应。其“先入为主”带来的效果，启迪领导者应给部属留下“懂得”的印象。领导者因懂得而平添人格的魅力，因魅力而赢得追随的意愿，因追随而激发行动的动能。因此，启发员工的积极主动性，基础是做到知人、知己、通心。

23.​ 首批订货要这么多

情景再现：你和经销商谈的很投机，客户也认可你们的企业，对价格、方案、政策都已经取得了一致，但对订单条款有异议：很多牌子首批货订几万就可以，为什么你们要十几万？情景分析：经销商选择一个品牌确实很慎重，为了避免风险，大都订几万块的货，这样，即使卖不好，也能慢慢消化掉，但经销商试试看的心态，让企业不敢投入。1、经销商想先订一些货，试探市场后再决定下一步；2、经销商担忧产品不对路，各产品都订一些，让下面的客户试用下；3、只有订货，才算是履行协议，市场如战场，必须要有足够的产品准备，才能全面启动市场。解决要点：1、让客户对市场潜力有透彻的了解，投入是双方的，经销商不下订单，公司政策就不会落实；2、小批量的试用，客户也会给终端客户试用，不仅周期长，而且难以收集真实信息，影响市场信心；3、用公司的政策支持，推广方案需要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从而让客户能爽快下单；客户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做市场不能按部就班，需要爆发式的成长，快速崛起，这就需要有足够的产品储备做后盾。异议解答：1、某总，您担忧这么多的货怎么卖吧？拿我们这边的集装箱市场来说，有一万来辆，修理厂有60多家，我们做推广活动的话，怎么也要有二三十家参与，每家备货10件，也要300件，算上库存，10万的货都紧张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都定哪些产品吧。给客户讲解要做市场的规模，需要储备的产品，让客户有清醒的认知。2、某总，您也了解了我们的产品、政策，按我们的约定，您完成100万的话，我们会为您扶持6家终端，只要他们月销量能稳定在15件以上，我们每家支持1-1.5万，光这6家订货就有上百件，4万多，算上其他客户、库存，10万的货刚刚够分的。某总，我们梳理下，哪些终端比较适合投资？用公司的政策支持，来引导客户认识到订货数量是合理的。3、某总，您做生意这么多年，也接触了很多的厂家，厂商之间的合作，不是仅仅凭白纸黑字确认的，需要有实打实的订单，您的区域这么大，光大型物流市场就有4个，市场潜力您是知道的。再说，没有您的行动，公司的政策也不好申请。市场是相互的，您不下单，我们也无法投入。每个经销商都知道，自己不下订单，支持就是空中楼阁，给客户表明态度，再次说明市场潜力。4、某总，您知道，做市场最忌讳撒胡椒面的方式，雨过地皮湿，如果您订一点货，只能一个一个客户的慢慢做了，形不成影响力，最后，自己也会疲的。做市场就要一鼓作气，我们也好给你更多的支持，比如，像您订货10万，我们不仅派人去协助您开发市场，也会给您提供投资、门头、促销等支持。让客户知晓做市场不能慢，一定要快，并用对应的支持，让客户权衡利弊，不再犹豫。应对雷区：1、不就10来万嘛，对您这样的大老板来说是小意思了。用大老板的头衔来压迫对方，可能起反效果。2、您的区域，没有10万我们是不签的。完全从自己的角度来约束客户，却不考虑客户的想法。3、订货少，我们不好给支持的。政策可能确实是这样，但直白的介绍，恐怕让客户觉得你们唯利是图。
第五章 新传播
3.三种培训方式
课堂互动式：研究表明，纯粹讲授式的培训，效果只有5%，而通过讨论、实践等的互动参与的形式，培训效果则高达50-90%。所以企业培训应充分运用讨论、实践等互动式培训方式，激励学员的学习热情，提高学员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成效。户外拓展式：目标的达成需要一个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其中，户外拓展式培训是塑造团队精神，释放团队压力，营造团队氛围的最好方式之一。在户外拓展的轻松的氛围下，能增进团队成员的感情与信任，互相激励，以更积极的心态挑战新的目标。外部培训：目前，经销商的外训资源主要是主机厂提供的，自己就像一个等奶喝的孩子，主机厂给了就喝，不给也就算了。不过主机厂的培训资源毕竟有限，如果经销商自己又舍不得投入，势必会影响到员工的培训，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经营能力的提升。因此，要在激烈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经销商自己需要加大人才学习上的投入，积极引入外部培训，有针对性提高员工的能力。
6.以用为本，拓展人才地图的疆域
哲涛总听到业务部门抱怨人手不够，要求增加人员，但是企业拥有自有人才的成本是很高的，而且随着业务的波峰、波谷起伏，以及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拥有自有人才会让企业背上“刚性成本”的包袱，缺少弹性与灵活的空间。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哲涛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有一天，哲涛在用滴滴打车的时候获得一个启发，共享经济的到来，各种各样的资源与服务共享化，成本骤然降低，但我们享受到的服务质量反而提升了。他进一步联想，在人才使用上，能不能也参考这种共享化的思路降低人工成本，同时确保不降低甚至提高人才价值产出，这样人才供应渠道就会更开阔、更多样化。于是，哲涛把这个作为一个议题，在公司经营管理例会上讨论，提出公司人才理念逐步从“以有为本”向“以用为本”的转变，开放性的积极用好外部人才、提升公司组织能力，同时从中长期的角度降低用工成本、降低拥有自有雇员的政策成本与风险。会上高层领导很支持这个想法，大家认为公司要的是这些人的知识、技能、经验，而不是他的人本身，把他捆绑或约束在企业组织之内。因为在组织内的人才，可能其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可以根据公司内不同业务的特点，逐步使用外部人才，拓展人才地图的疆域，使非雇员成为人力资源计划的一部分。同时，我们要跨越企业身份、国籍、地域、专业、资历等的限制，只强调谁能提供本企业所需要的服务和价值，谁能为我所用。这样，就需要组织不断走向开放，用工模式变得多样化、灵活化。同时，我们对外部人才地图的盘点也不仅仅局限在其他竞争企业的雇员，还进一步扩展到高校及科研单位、咨询服务公司、租赁公司及其他外部合作平台等，要对与公司业务相关的人才进行碎片化整合，将人才地图的疆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通过人才地图疆域的扩大，我们会发现庞大的非雇员群体，比如租赁人员、业务外包、顾问、实习生、自由职业者等。我们不要对人才供应的范围“画地为牢”，要考虑多元化、差异化的人才供应方式，不仅考虑人和企业的匹配、人和岗位的匹配，还要考虑人和用工形式的匹配，这才是劳动力的深度、多维匹配，要建立三线——“用工风险线、合规成本线、交易架构线”，实现企业与人才的多元化合作模式。公司经营管理例会之后，哲涛着手建立公司对这些人员使用的政策、流程与工具，他请不同的事业部制定自己的人才使用策略、管理流程。他特别强调，对于外部人才的使用，合规非常重要，要从端到端的流程视角看待与构建外部人才的使用管理流程，从需求提出、预算/编制管理、考核评估、入司、在岗管理（考勤、资产使用、IT系统、考核、激励、培训等）、离岗管理……根据劳动法，有些环节公司是不能参与的，而有些环节是可以参与的，要对此做出清晰的界定，并给业务主管提供详细的指导与赋能。
5.1主计划分解为车间的产出计划
根据产品制造周期的长短，企业会排1~13周的主计划。典型的主生产计划的格式如表5-1所示，在完成主生产计划，确定成品的交付数量和时间后，需要将主计划分解为车间计划，MRP的逻辑基于BOM和车间生产期量（提前期）排出各车间的产出计划。多数企业的主计划员会将成品3~13周的产品的入库日期设为周五/周六，在临近制造时将产品1~2周的产出日期均衡的分解到天。表5-1主生产计划单位：件　第1周第2周第3周第4周第……周第13周A1100100100100100100A2120801109013070A3801209011070130B1100150120180100100B2100508020100100C1604060407030C2406030603070从主计划生成、采购计划下达、供应商物料到厂至成品入库包含多个环节，涉及采购、仓库、质检（化验室）、生产车间、包装车间等部门。制造部门需要基于各执行部门的交付期量和产能采用倒推的方式排出每个执行部门的任务完成日期，管理的核心是交付周期和产能管理。其中，车间生产期量包括排队、设备调整、运行、等待时间。缩短生产周期是车间管理的核心内容。这里构建一个最简单的企业交付模型进行讨论，公司有A、B、C三种产品，其中A产品有3种包装，B产品有2种包装，C产品有2种包装。生产分为半成品制造和包装两个环节。公司的主生产计划模式：主计划员给出每周的入库数量，生产部门根据主计划的要求组织物料采购和生产。A产品由原材料1、2加工而成，B产品由原材料2、3加工而成，C产品由原材料1、3加工而成。生产分两个环节，半成品制造和包装。其中原材料和半成品入库都需要进行质检。从表5-2可以看到，第1周周末制订的主生产计划，要在第6周的周末才能完工入库。表5-2入库周期半成品制造的周期是7天，包装生产的周期是2天。原材料和半成品都需要进行检验，检验的周期是3天。仓库入库和发料的周期各是1天。​ 1——每周一次，生产计划部门给出成品滚动13周产出计划,其中第6周是锁定的。​ 2——物料计划与执行：每周周一早上，采购部门根据主生产计划的产品数量，分解物料需求计算出毛需求，结合安全库存设置，下达采购订单给供应商。​ 3——供应商交付与入库：供应商交付周期是7天，物料在第3周上半周交付，仓库在24小时内实物入库，​ 4、5——仓库送样品给化验室，化验室检验：化验室需要3天的时间进行检验。​ 6——原材料系统入库：仓库在化验室完成报告后，当天在系统入库。第4周半成品生产车间需要的物料会在第3周完成入库。​ 7——仓库发料：仓库根据车间的每日生产计划，提前一天发料给车间。​ 8、9——生产车间投料及产出：车间制造周期为8个工作日。​ 10——半成品送检：车间负责将样品送到化验室进行检验。​ 11、12——半成品检验：化验室的检验周期是3天。​ 13——半成品入库与发料：化验室完成检验后，仓库将半成品入库。仓库需要根据包装车间的需求提前一天发料给车间。​ 14——包装生产：包装车间生产周期较短，一般上午完成的产品下午入库，下午生产的产品转天上午入库。​ 15——成品入库：仓库要在24小时内将车间交付的成品实物和系统入库。
精益布局实施的必要性
图5-1是布局不规范引发的问题关联图。图5-1布局不规范引发的问题关联图DOitrightatthefirsttime，第一次就做对，体现了精益思维做事情的方式。在对工厂进行布局的时候，如果也有这种“第一次就做对”的精益思维的话，那么，相信工厂布局一定能够做好，做完美。在很多的企业里面，由于没有专业的IE人员或者布局规划人员，企业厂房或者车间布局规划都是老板一个人完成的。老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公司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替我分担一些事情（布局规划）。”可见，企业老板是希望能够将布局规划（新厂房规划）这件事情交给能够替他分担任务的人（专业的人）来做的，但是往往缺乏这样的人才，所有，中小企业就会出现以下一些问题：（1）企业老板就是工厂规划专家（不行也得行，没人替你操心）；（2）厂房规划是设计院的事情（设计院会告诉我们哪里不能放什么）；（3）车间设备摆放位置，设备供应商会帮我们规划好的（买他设备，他就要帮我服务好）；（4）先把厂房建好，再考虑内部规划吧（没有实际厂房场地，怎么考虑规划）；（5）我们技术部门厉害，技术部会搞定布局（技术部会绘制CAD图纸）；（6）自己部门的设备、场地、区域自己负责规划（自己最清楚需要多大面积）。这些思考方式会引发企业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病症，最终这些病症会表现在阻碍企业生产环节中。假如这些病症，我们在新厂房规划时就都考虑在内，第一次就做对，第一次就考虑比较全面，那么，会不会后续的一些问题会减少一些呢？精益厂房规划，必须遵循“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原则，遵循精益思想不断消除浪费的理念，按照价值流体现的规则，根据不同产品类别的运作模式设计厂房规划，旨在让每一点滴的投入都有意义，每一份的投入都尽可能地产生最大效益。精益厂房规划必须遵循包括标准操作流程、缩短交货期、质量标准、高生产能力利用标准及高资源利用标准五个基本原则。广义的精益厂房规划包含厂房位置选址和车间布局规划两个部分。在规划初期，重点要考虑的是普通建筑还是专用建筑，单层还是多层，单跨还是多跨，厂房形状和走向，窗户、地面、屋顶高度，中列柱和边列柱的柱距，柱顶高度等。对于制造型企业而言，厂区内生产车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车间的设备和设置一旦规划下来，其影响基本就是长期性的。如果等生产运行时才发现问题，再想调整就需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企业主明明知道自己工厂车间的布局不合理，但又不去改变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动少则几千元，多则几十万元。高效率的车间布局作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效益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精益生产思想中重要的部分。车间布局的实质就是将制造资源(包括人、机、料)在空间上进行密切有机的结合，时间上适当连接，减少物料搬运工作量，减少自制零件和外购件的损坏，节省费用。在布局设计的过程中考虑物流因素，不仅能降低其过程中的运输成本，还能加快生产流程，最终达到提高生产能力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目的。精益工厂布局能够做到生产车间各单位的使用面积最大化，消除不必要的作业，优化作业之间的关系。例如把关系紧密的作业单位尽可能地安排在一起，这是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降低能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只有在时间上缩短生产周期，空间上减少占地，物料上减少停留，才能减少投入，降低运行费用。在布局设计时，要充分利用空间，合理预留发展空间，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改建与扩建。精益工厂布局已经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布局。精益厂房规划要做到规划先行、合理配置、科学规划，使厂房规划产生超越预期的效益。“第一次就做对”可以避免以下工厂规划中出现的疑难杂症，为企业老板减少服用止痛药的次数。（1）第一次就做对，需要考虑厂房建筑。厂房建筑是工厂规划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很多企业都是先建设后规划导致出现问题，自食其果，后悔当初没有考虑周全。（2）第一次就做对，企业人员需要具有“工厂精益规划意识”。很多企业老板自有一套，认为自己做企业很多年，没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工厂，便没有让更专业的人做工厂规划，从而导致后续很多问题的出现。（3）企业人员缺乏精益管理知识内容，没有精益思维的工厂规划就是在做“田”字格。精益生产是工厂布局规划的根本所在，工厂精益规划需要以精益理念做支撑。（4）“田”字格布局方式未考虑工艺流程，只是按照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布局。我的区域我说了算，你的区域我也不管，没有全局的精益思维方式。（5）生产设备尺寸决定摆放位置。企业人员往往受到设备尺寸大小的限制，对于一些非标准设备也未进行考虑，导致比较被动。（6）精益工厂规划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物流规划，而企业人员往往不具备这个全局物流能力。（7）第一次就做对，能够为企业建立良好的生活配套设施，让企业花最少的钱做到人性化的规划。（8）第一次就做对，能够避免办公室的风格就是老板的风格的缺陷，能够考虑的更加全面具体。
Tips：边记录边投影
在会议议程结束后，记录人可以上台，将会议记录展示给与会人员，并征求参会者对此的意见，这是对会议成果的再次确认，这种会议简报模式对会议效率有很大提升作用。如果在会议的过程中，记录人适时地将所记录的内容直接投影在屏幕上会怎样呢？如果是专题讨论会或者决策讨论会，以上动作会让与会者对会议主题和参会者的发言有更清晰地认知，有利于进一步的讨论。无疑，这是提升与会人员认知的好方法。具体投影的时机可以是议题讨论到了尾声，下一步决策或者行动基本上成型的时候。
　　三、族类学的方法
对感应与亲和以及其所体现的生命对话原则的挖掘和揭示，使我们有必要对长期以来学界中一种老生常谈的现代主义观点给予重新的审视和检讨。这种观点坚持，身国合一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家国合一则必然通向政治上的帝王的家天下，也即在一种以身家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形态里，皇帝必然是家长，大臣必然是家奴，而百姓必然是家的奴婢，从而一种身体政治将不可避免地与专制主义政治互为表里，而以一种血统论方式极大地抬升君主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威权地位。显然，这一观点由于中国长期的专制政治统治的史实而得到普遍的认可，并且由于唯理论者黑格尔所谓东方只有一个人的自由，东方社会乃为绝对专制主义社会这一结论而变得更为不容置喙。　　然而，中国古代的感应与亲和以及其体现的生命对话原则之内在机理却为我们表明，实际上，真正的身国合一、家国合一与其说是与一种“同”的原则为伍，不如说是与一种“和”的原则有关。而这种“和”以其差异的同一，并非通向政治上君主专制的大一统，而是通向政治上君臣之间的相互对应，分权与集权之间的有机平衡，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而不同。其道理恰如在一个真正和睦相亲的家庭里，家长的存在并不影响着每一个家庭成员葆有其自身的独立性，所谓的“家族相似”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性格和行为上完全的雷同。　　因此，正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实所昭揭出的那样，中国早期的宗法分封制政治形态与后世的帝制专制政治形态虽有某种前后宗承关系，其间深刻的区别却不容不辨。如果说后者更多体现了一种君主大权独揽的大一统的话，那么前者则与之不同，其更多体现的是权责的对应，君主与臣属的互动，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共存共荣。舍此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尹伊放逐太甲，周公辅佐成王，以及为梁启超所发明的周代贵族共和之传说。舍此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孟子可以提出同姓之卿谏君不听则可易位，荀子可以提出所谓的“从道不从君”，以及所谓的“君臣以义合”。凡此种种，都为我们表明了中国历史上确乎存在过一依稀可辨的“前专制”和“准共和”的时代。就其主导倾向而言，这一时代政治上所宗奉的并非是大一统的“同”的原则，而是差异之同一的“和”的原则。否则的话，《中庸》提出所谓的“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就会失去历史的依据成为无稽之谈，就不可能被笃信“经史合一”原则的中国古人将其大树特树地载入中国之经典。　　从中可看到一种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学方法论，也即一种可称为所谓的“族类学的方法”的推出。这种族类学之族类并非是那种个体简单相加总合的族类，而是那种基于男女夫妇的结合而作为不断放大的家族和无限的生命共同体的族类。同时，对这种族类的理解，决定了这种所谓的族类学的原则既非为那种彻底无视整体的个体论的原则，也并非为那种完全泯灭个体的整体论原则，而是个体与群体和合的协同论的原则；与之相应，对这种族类的理解，也决定了这种族类学的学理既不同于西方的工具性的认知理性之理，又不同于西方的伦理性的交往理性之理，而是一种身体性的族类理性之理。这不啻意味着，该理之运行、该理之推演不是服从于合理性的计算和协商，而是一如古人所谓“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庄子·渔父》）所指，另辟蹊径地通过族类的类似、类比、类推这些类化活动而得以体现。　　无疑，诚如笔者在中国古代家系学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族类理性”或“族类方法”乃成为中国古人通达真理的不二法门和真正途径。如《易经》提出“君子以类族辨物”（《同人·大象传》），如《诗经》提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诗经·小雅·裳裳者华》），如荀子提出“知则明通而类”（《荀子·不苟》），再如司马迁提出“形理如类有可类。或未形而未类，或同形而同类，类而可班，类而可识”（《史记卷二十五·律书第三》）。由此就导致了为中国古人所特有的一种中国式的“拟似科学”（analogicalscience）或“拟似思维”（analogicalthinking）的推出。而这种“拟似科学”或“拟似思维”，在新儒学学者唐君毅那里，被解读为作为两种事物互不相害而兼成之之心，也即其所渭“道心——类统心”；在日本汉学家汤浅泰雄那里，则被解读为心依“同时发生”原则而运作的身心未分之心，也即一种荣格式的所谓“类心”（psychoid）。无论这些解读对这种“拟似科学”或“拟似思维”的理解是如何的不同，它们实际上都不否认人类的一种“同类相通”之心的存在，它们实际上都表明了一旦切入身体及身体的家族相似性，一种中国式的“拟似科学”或“拟似思维”正日渐得到学界的认可和认同。　　我们看到，这种“拟似科学”或“拟似思维”，除了广泛被运用于中国古代的医学、诗学，以及占星术、占风术和望气术等领域外，还被作为一种普遍致思形式推及到社会的政治领域，而由一种“拟似科学”走向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拟似政治”。概而言之，这种所谓的“拟似政治”，也即一种借助于一种族类的类似、类比、类推活动，把我与家人的亲亲之情、骨肉之爱由己推人。由家推向整个国家天下的族类化活动，其不过孔子所谓的“能近取譬”之“仁之方”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泛化和运用。这种“模似政治”的内容尤为孟子所深切著明地发明。此即孟子在见齐宣王时，就其见牛“即不忍其觳觫”，而举一反三地导出的一种所谓“举斯心加诸彼”、所谓“推恩”的政治学之普遍方法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干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干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思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　　在这里，既没有那种为西方政治哲学所玄思的高深的认识哲理，也没有那种为西方政治科学所制定出的严密的行为程序，有的口、是“无思无为”的并深植于每一个人身体、近乎生物本能的对于其生命同类的侧隐之心，也即一种“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心己心一如也”的族类的类化之心。作为一种“一以贯之”的所谓“恕道”，其虽然无思但却可以深契情理，其虽然无为但却能够不令而行，它使一种族类化的身体感觉（feeling）被置于人类政治生活的中心，使这种感觉不仅成为理论家，而且还付诸实践而成为政治家。只要我们“善推其所为”地发扬并调动这一感觉，我们就可以在政治领域里举重若轻，我们就可以在政治事务上做到古人所说的“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故通过孟子的论述，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一种不无古典又不无原生态的人类政治学的方法论，从中不仅体现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政治学所吁求的“祛政治化”，而且还为中国古老的“无为而治”主张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并使迷恋于严刑峻法的法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始终难以扶为治道之正统。　　一旦我们把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定位于一种“拟似的政治学”，该政治学的又一独特形态——“示范政治学”也就随之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学的小证自明之理。也就是说，正如中国古人坚持政治组织的运行依赖于一种类化之心的推演一样，其亦坚持“以教道民，必躬亲之”（《吕氏春秋·孟春纪》），政治权威的确立与一种类化之身的垂范须臾不可分离。此即古人所谓的“修身正人”和“政者正也”学说的推出：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下》）　　在这里，对于古人来说，人类政治的权威既非来自冥冥之中上天的神意，也非来自现存社会的一成不变的铁律，而是来自体现在每一位政治家身上的生动的示例，生动的范型，即“刑于寡妻”之所谓的“刑”（型）。正是通过这种示例和范型，使族类政治共同体中每一成员为自己找到可以效尤的“家族相似”的榜样，使其在行为上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最终使《中庸》所谓的“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这一政治的“絜矩之道”得以推行。故在中国古代政治学里，正如其治道已消解于身道中一样，其社会政治制度亦拟人化、偶像化为政治家的身体形象，政治家的身体形象已不啻成为社会政治制度之真正的象征。或易言之，对于中国占人来说，不是“以法为则”，而是“以身为则”实际上成为实现其治道的根本途径，成为其政治学之所以为中国式政治学、其政治学之所以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的最本质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古人心目中的族类乃为一种永远开放的族类一样，其基于“家族相似”的示范政治亦并非是始终自我封闭的，而是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供了政治表现的机遇。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人在提出“亲亲”连同“长长”的政治学原则的同时，亦对“贤贤”的政治学原则同样地膜拜顶礼，而把所谓的“举贤才”视为人类政治活动中一极其重要的内容和使命。故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哀公问曰：‘何为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因此，对于古人来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对其同类富有恻隐之心，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也即所谓的“直者”），无论其社会身份的贵贱他都可以成为示范政治的标本，而以身为则地投身于族类共同体的政治活动里，为该共同体的建设尽其绵薄之力。故一种真正的示范政治乃是一种开放的政治，它为社会的每一个贤人投身政治开辟了途径。或易言之，道德化的举贤政治之所以可能，恰恰在于“大唯善，故能举其类”（《左传·襄公三年》），也即在于该政治的道德伦理原则与族类共同体的家族相似原则之间具有根本的同构性。正是这种同构性，不仅使中国古代政治以其突出的“身份政治”特色迥异于西方的祛身化的政治，而且也使其在强调“亲亲”连同“长长”原则的同时，坚持“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同样不失西方政治学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圣贤政治”的推出。这种“圣贤政治”坚持所谓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坚持所谓的举贤人而远小人，认为“明君贤相”可以使我们国泰民安，而“昏君佞臣”则能够使我们丧失政权。无疑，这种“圣贤政治”也即一种典型的人格化的政治。这种人格化的政治强调“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强调“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同上），其把社会的治理更多地不足寄希望于作为“治法”的“械数”，而是寄希望于作为“治人”的“君子”；其更为看重的不是政治的制度法则的建立，而是看重的是所谓的“类不能自行”，是政治领导人自身身先垂范的作用，也即政治领导者自身的人格魅力和身体形象所具有的感召力和凝聚性。显然，它是一种有别于“制度决定论”的“榜样决定论”的政治学说。从中产生了古人所谓“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孙文定《三习一弊疏》），所谓“格君心之非”、“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诸如此类的观点，还有古人的极其注重修史和“以史为鉴”的政治思想和理念。对于古代的政治领导者来说，历史生动的史实作为我们的行为图示，一如文学中的“典型”和医学中的“诊例”，规定了其政治行为的规范和取舍，以及其如何塑造自己的身体形象。而与历史人物褒贬相关的中国古代谥号制度。则使其国家领导者在“闻其谥而知其行”（《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的同时，不能不反躬自问地警醒和鞭策自身，觉悟到师法明君贤相可以使自己名垂千古，而步昏君佞臣的后尘则会使自己“尔曹身败名俱裂”，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无论这种“榜样政治学”与今天的“制度政治学”的思想是如何的格格不人，也无论在现代法治社会中鼓吹“榜样的力量”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它却以其深刻的意义内涵依然不失为今天人类可资借鉴的重要的政治学资源。这种深刻的意义内涵不仅体现为它乃是对基于族类学原则的一种原生态的政治学方法的回归，而且还体现为它同时也代表了对一种业已“无人称”、“祛身化”的现代主义政治学方法的批判。因此，耐人寻思的是，当其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已开始在中国学者的视域淡出之际，这一古老的政治学方法却在当今西方管理学家、政治学家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知己。例如，西方现代著名学者杜拉克在1985年为《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作序时指出，一般的管理学著作都讲的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则讲如何有效管理自己。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不能管好自己的人实际上不可能管好别人的，故管理就是“树立榜样”。再参以当代所谓“形象政治学”的理论的兴起，这一切都为我们表明了，今天的人类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政治理论，在出现一种从“他律”向“自律”、从“为人之学”到“为己之学”转向的同时，已经从一种身体的自已而非心体的自己的出发，开始把社会组织视为与社会组织者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开始意识到社会组织者的行为举止、一言一行都牵一发动全局地与社会组织须臾不可离，开始意识到其身体力行的榜样实际上代表了真正的管理与治理之理。或换言之，今天的人们已开始意识到，正如孔子“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一古训所指示的那样，“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这一圣人的“无为而治”，并非高深莫测而是如此的平实简易，以至于它就反求诸身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社会组织者所谓的“恭己正南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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