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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政商论衡——建立健康和谐的商业社会
商道通于治道。以下所辑是笔者有关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一组文章,相信这些文章对于读者理解中国商道会有一定启发意义——特别是在建立一个良好的商业生态,和谐的政商关系面。中华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分野在于:中国文明行天道,而当代西方文明行人道。《老子·第七十七章》释天道与人道云:“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这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与自然,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动态平衡,《黄帝四经·道法》所谓:“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进一步讲,中国先贤认为人与人之间天生是不平等的,总会存在“有余”和“不足”,需要社会或国家整体力量依据自然法则进行调节,以实现各阶层之间(包括政商之间、商人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动态平衡;而西方政治经济学假定人与人之间生而平等,自由选举和自由市场会自动实现各阶层之间的动态平衡,要求社会或国家尽量少地干预。《老子•七十三章》上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应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繟,音chǎn;繟然,坦然宽舒的样子——笔者注)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范围天地——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是这样。
第四节第四环——修改润饰
俗话说:“文章不怕千回改。”修改润饰是成就佳作的必由之路。对于文秘人员来说,我们知道“文无定法、文无第一、文无止境”。“文无定法”,就是写文章没有固定不变的模板,写作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所谓“文无第一”,就是文章写得再好的人,也不敢自夸自己的文章是天下第一,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总能找出其中可以完善的地方。所谓“文无止境”,就是文章永远有修改提升的空间。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以平常心对待文章的修改,对待他人的修改意见,甚至对待领导的批评意见。因为这些修改或批评是帮助我们不断完善、打造精品佳作的必由之路。且看那些经久不衰、传颂至今的经典佳作,大多是历经多年反复修改形成的,这些作品费尽作者几年、十几年,甚至一生的心血。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其作者曹雪芹为了完成这部巨著,可谓费尽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晚年的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这部作品是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仅从《红楼梦》这部巨著的书名看,就可见其修改之艰辛。《红楼梦》最开始的书名并不叫“红楼梦”,而是历经五次修改后才成为现在流传的《红楼梦》。《红楼梦》最初名为《石头记》。曹雪芹是位石头谜,他画过石头画,写过石头诗,对石头的偏爱至极,于是以石头开篇,在这个版本里主人公贾宝玉不再是神瑛侍者,而是一块石头,是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顽石,被丢弃在青埂峰下,后来身入红尘,经历了悲欢离合,炎凉世态,一直到顽石归天,全书结束,就是写一块顽石的故事。第二次修改,因空空道人更名为“情僧”,所以把它改作“情僧录”。第三次修改,吴玉峰将《情僧录》命名为“红楼梦”。第四次修改,东鲁孔梅溪又给予“风月宝鉴”之名。第四次修改,才改为现在熟知的“红楼梦”。“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篇文章,不同的读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如何对待文章的修改?1.虚怀若谷、主动求教始终抱着向他人请教学习的心态,把自己的作品当成一件工艺品,把别人的修改意见当作是雕刻刀,虚心接受、辩证吸纳、精益求精、精雕细琢,成就自己的艺术精品。2.避免差错、减少失误文章修改的过程,既是从文字上修改完善,又是思想上的完善和丰富。公文代表着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的形象,不能马虎。在起草文稿中,写好之后反复修改既是提高质量的需要,又是避免差错的需要。比如某地的公文中把“湖南张家界”错写为“湖北张家界”,形象遭大损,教训之深刻。3.自我反思、吸取教训对他人提出的文稿修改意见,或领导提出的批评意见,反思其问题根源,坚决避免类似差错发生。当然,对于别人的意见建议,也要加以辩证分析,即便所提的意见不正确,我们也要先表达感谢再与之探讨,切莫因文稿伤害了感情。关于文稿修改润饰,后面将专章详解,这里暂不赘述。
4.2.2业务转型体系不完善
业务创新转型是企业实现价值重构的关键途径,但部分企业尚未厘清业务转型体系,存在业务转型方向不明确、企业业务架构尚未形成、数字业务商业模式亟待探索等问题,难以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导致企业价值效益提升存在桎梏。一是,业务转型方向不明确。数字化转型浪潮席卷而来,企业纷纷将数字化转型作为重点工作深入推进,对标先进样板、参照成功案例制定自身业务转型方向。但该过程中,企业忽略业务转型方向与自身能力适配性,业务规划部署对实际业务指导性弱,导致业务创新工作推进缓慢,企业价值效益难以提升。二是,企业业务架构尚未形成。企业业务架构是以业务战略为指引,分析各项业务与用户触点,分层解耦业务能力,梳理业务逻辑和价值流,加强能力模块共享和复用,实现业务运行效率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目的。然而,部分企业尚未形成完善的业务架构,缺少对用户与各业务触点的梳理,难以通过整合战略、组织、流程赋能业务创新实践。三是,数字业务商业模式亟待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在于实现业务数字化和数字业务化。其中,业务数字化是指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业务进行改造升级,对已有商业模式进行深度重塑,优化价值产生过程。由于我国车企在智能制造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积累,当前多数汽车企业已经开始对业务数字化的积极探索。但对于数字业务化来说,需要构建一体化业务平台,收集用户全生命周期数据,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打造新型商业模式,开拓新型数字业务,并将产品与服务有效结合,有效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赋能企业转型发展。然而,部分企业因缺少数据收集渠道、难以整合车辆复杂数据、尚未形成数字业务敏捷迭代运营方式,与跨行业、跨产业沟通协作不足,并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新型商业模式。
精义
本章是通行本的最后一章(第八十一章),按照中国人著述的习惯,首尾是要呼应的,最后一章通常就是总结陈词。就通行本而言,此章做结束,还是有其道理的,最后点题了“天之道、圣人之道(即玄德)”,帛书本将它放在了德篇第三十一章,自然缺少了总结陈词的意味。正如序言所说,老子文本并非一个作者完整创作的谋篇布局,对于各章的顺序是不用过于执着的。我们关注老子思想的内在系统性要高于章节顺序所含的意味(微言大义)。从文意上看,本章三段话,实际在谈三个不同的话题,即使将其分成三章,也是正常的。第1话,三个正反相对的判断: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与孔子“巧言令色,鲜矣仁”是一个意思,都是对花言巧语表示了反感,只不过,老子说不可靠、不可信,孔子说这种人人品不好,不是好人。有人将这两句话与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的思考相连接: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也。必须说,王国维的思考是相当深入的,其思考的层次比老子此言的意思更为复杂,涉及对真、善、美三者背离的困惑,涉及对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文学的学科思考,这是老子时代不可能具备的思考角度。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与老子一向的反钻故纸堆当作智慧的态度是一致的。在德篇第十一章时引述了《庄子·天道》的记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fan音凡,演绎)十二经以说。老聃中(中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老子对于孔子长篇大论阐述的十二经,表示了极度的不耐烦。这个故事应当是个托名的寓言,可是却能够反应儒道两家对智慧与学习(或曰文献学习)的态度。老子是极不赞成把学习经典当作掌握智慧的,而且,老子显然看到更多的是饱学而迂腐的读书人,才会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说法,也才会有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的说法,这是老子对学习与智慧的一贯态度。善者不多,多者不善,老子思想的犀利于此可见一斑:有道行的高手都不是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会一点、没有一项是精通的人绝不是高手。与这个意思相比,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真是太窄化、矮化曲解老子的思想了。善这个字,在通行本里出现的49次,仅次于道(73)、大(57)、天下(56),比德(41)还多。通观老子对善字的用法,可以肯定地说,善就是高手的意思:水善利万物、言善信、古之善为士者、善行无辙迹、善闭善结、常善救物、善贷且成、善摄生者、善建者不拔、善为道者、善战者不怒等。“多”这个字在老子书中基本上是贬义:多则惑,多言数穷,这是以多为害,以多言为无知。在“身与货孰多”的著名设问里,多是程度副词当成了状态名词“重要”的意思。所以盖章得出结论:多藏必厚亡,与本章“圣人无积”是思想一致的。多藏厚亡还只是一个消极的警告,圣人无积则阐述了积极的状态:既以为人矣,己愈有,既以与人矣,己愈多。这里出现了两个结果名词:有、多,而且对于圣人来说,有、多与为人、与人形成了明确的因果关系。圣人越是帮助别人,自己就获得更多帮助,这就是“有”;圣人越是给予别人,自己的收获也会越多,这叫“多”。这是皇帝制度下搜刮民脂民膏以供一人享乐的天子所无法想象的,那样的天子,难道不就是独夫民贼吗?于此可见,老子虽然是周天子天朝的守藏室之史,也是源出姬姓的贵族,但老子对于皇帝专制制度是反对的。当然,老子通篇对皇帝制度的批判还没有达到黄宗羲《原君》的清晰度,更不要说谭嗣同的彻底否定。这是老子身份与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所决定,也不能苛求。可惜的是,老子的非君(或者说圣人君主,类似哲学王)思想,到庄子也只剩下“游戏污浊以自快”的隐士一路,而没有延续对皇帝制度的批判。庄子与犬儒学派一样,把重点放在了自我的自适性,不再关注对社会的批判与重建。到司马迁错误地将老子归为“世之隐君子”,多少与老学后人只取老子思想里反向内省的一维,而放弃给社会诊病开药方的另一维,有绝大的关系。庄子(约前369-前286年)的形象,与同时期古希腊的第欧根尼很近似,与贵族出身的老子已经很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纹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也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世界之王亚历山大巡游,遇见正躺着晒太阳的第欧根尼,亚历山大听闻其名,上前攀谈:我是大帝亚历山大。第欧根尼比亚历山大年长近60岁,其时是雅典著名老哲学家了,哪里会把年前的亚历山大放在眼里,依然躺在地上(或他的木桶里)回答:我是狗儿第欧根尼。第欧根尼以乞讨为生,终生没有住过房子,寄身在一只木桶里,被市民称为狗(让人联想孔丘被看城门士兵说成丧家狗,第欧根尼比孔丘任性多了)。亚历山大问: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第欧根尼回答:有的,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公元前323年的某一天,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逝世,年仅三十三岁。据说是同一天,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12-323)在科林斯寿终正寝,享年九十。第欧根尼死后,他的家乡人出钱为他建了一个青铜墓碑,铭文写道:时间可以摧毁青铜,但永远不能摧毁你的光荣。因为只有你向凡人指明了最简单的自足生活之道。我觉得,第欧根尼更值得记住的是下面故事里的话:他常常大白天点着灯笼,在街上边走边吆喝:我在找人。他从地上捡东西吃,当众解决性欲,好像真的狗一样。他对比他年长的柏拉图也经常嘲讽,以至柏拉图这么文雅的人也称他是狗。有人指责他出入肮脏之处,他给出了真正哲学家才能说得出的回答:太阳也光顾臭水沟,但从未被玷污。2200多年后,尼采也谈到了臭水沟:人是一条肮脏的河。人必须是一个大海,才能容纳一条污水河而不受污染(《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尼采对苏格拉底的反对众所周知,被尼采赞赏的哲学家除了启发过他的叔本华,就是第欧根尼。尼采1874年写道:我个人更喜欢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唯一可能的哲学批判,也是唯一能有所证明的哲学批判,就是试试看能否遵照它去生活,但大学中从来不教这一点,他们教导的只是用一些语词来批判另一些语词。最后说一说本章的核心论点: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弗争。这一段被各家注释者轻松带过,不去考察与老子书里另两处涉及天道的著名论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把这三句涉及天道的话放在一起,难道还看不出存在逻辑的矛盾吗?既然天道无亲,又何以说恒与善人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既然说天地不仁,又怎么能说天之道,只有好处却没有坏处(利而不害)呢?就算把以万物为刍狗解释为像对待祭祀祖先一样的恭敬,与天地不仁还是自相矛盾的,都不仁了,为何又能恭敬对待呢?老子书里的这个矛盾,提到的人不多,不是可怪的吗?有人据“天地不仁”这句话说老子是冷血主义,有人据天道无亲来说善人也得不到好报。司马迁就提到: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天道无亲论与常与善人的矛盾,到司马迁已经敏感到有内在的矛盾,可是司马迁也没有去怀疑为何文本本身竟然出现明显的前后矛盾,而是把文本当作两句既成事实去接受,才发出一通议论。这一段著名的议论,与其说是在说理,不如说是在控诉,岂不是反映睿智如司马迁者,逻辑思维的能力也是极为欠缺的吗?帛书本、通行本老子里涉及天道的明显矛盾,只能理解为老子成书过程不同抄写者窜乱所致,如果强行把矛盾的话都理解成老子思想,就陷入传统解经者的陷阱,强为解说而罔顾矛盾。我想提出对老子天道思想的看法:天字在通行本里出现10次,9条与天道有关。除了天道无亲与恒与善人的矛盾之外,其他关于天之道的阐述,都是正面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天之道,其犹张弓与;天之道,利而不害。可以看到,老子所说的天之道绝不是不仁、无亲,而是代表了正义、大善、大利。这种将天之道美化、神化、理想化的倾向在老子前后都有记载:《尚书·汤诰》:天道福善而祸淫。《国语·越语下》: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为而不矜其功。最后一句已经很接近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果而勿矜”。《管子·形势解》: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庄子·天道》: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上述老子之前或之后的对天道的阐述,都与老子一样,对天道持肯定态度,而不是不仁无亲、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就是麻木不仁吗)。这个才是“恒与善人”的老子的天道。沿着这个逻辑,那些不能恒与善人的都不是天道,而是枉道、错道、邪道。用这个逻辑去解释司马迁的困惑才是前后一致的,才会对逆天道而行的有明确的谴责与批判,而不是用一个混乱的天道把自己搞混乱了。中国思想史发生的正是因天道逻辑的混乱带来的千年迷惑:或是将天道还原为“天何言哉”的无思无欲的自然之天(儒家),或是以天志将天之道变成人之道(墨家),或是否定天道而推崇人道(法家),或是以天德天威将天与地上的君权同构(天人感应说),总之以上种种,都没有解决“司马迁之问”:天道究竟是恒与善人还是天道无亲?以荀子为代表,把人地不仁、事在人为的观念演绎到了极致。《荀子·天论篇》开头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这就是人为决定天道,而不是天道规范人为。到东汉仲长统,在《昌言》里说道: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也。然则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欤?故自审己善而不复恃乎天者,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济者,次也;不求诸己而求诸天者,下愚之主也。仲长统的观点已经很接近现代励志成功学的观念,荀子到仲长统这一条线,实在是很现代的观念。但是,按照荀子、仲长统的逻辑,也解决不了司马迁之问,这个问题直到佛教传入后,才真正从思辨逻辑上得到解决。虽然佛教对好人不得好报的解释未必令所有人信服,但至少佛教的解释没有了逻辑矛盾,而是形成一个自我论证或者无法证伪的循环:今世的好人不得好报,是前世做了坏事,轮回报应。这是个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观念,但这个道理没有逻辑矛盾,你不信,就继续受司马迁之问的纠结折磨;你信,反而拥有了忍辱救赎的精神力量。最后补充一句,按照老子天道观的逻辑,也是可以有佛教轮回报应论相同的力量:如果你相信天道是利而不害的,那么对于所有害而不利的、违反天之道的人间罪恶、错误,是可以生出纠正改造的逻辑力量的。此处阐述了老子文本内部及由老子文本引发的中国古代思想天道观的内在矛盾,不展开讨论,这个话题太大,怎么简化都是一篇大文章,已经超出注释评论的范围。沿着老子对天道肯定的逻辑,“圣人之道,为而弗争”这句话就很好理解,是老子对“玄德”的基本定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争是圣人的作为,无害、无争是圣人之玄德达到的效果。这是我认为“玄德无争”是老子德篇主旨的原因所在。道是规律,德是结果。玄德的最高境界,不是那些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过程,而是最终的结果:无争。无争才能无害、乐推、乐从、不厌。总结来看,老子对于天之道、圣人之道都是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如果当年中国思想沿着老子的天道观前进,我认为比儒家的天人感应之天,会更好地解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可惜可惜,中国思想从黄金时代(战国)的“诸子百家”起,自己就乱了,误读了老子,误读了天之道。中国历史的进程证明,误读了老子,错过了老子的思想,后果很严重。
4协同部门的导入
在一些壁垒森严的大企业,部门间的协同非常难,尤其是一些在现有流程之外的,新遇到的问题协同难度更甚,处理效率极低。因此,想要顺利地获得协同部门的支持,需要具备完整的协同部门导入机制,能够将这些部门和异常订单联系在一起,推动问题的尽快解决。协同部门的导入,可以从以下六个步骤推进:
三、移动互联时代的产品组合
三、移动互联时代的产品组合 传统企业的产品组合(也叫产品角色)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形象产品,一般占企业销售额的10%左右;第二类是利润产品,占企业销售额的30%左右;第三类是走量产品,占企业销售额的50%左右;第四类是阻击产品,占销售额的10%左右。但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时代,这种分类已经被快速而无情地打破了。以苹果为代表的企业用极致的产品、单一的爆品战略,将一款产品做成了一个品牌,一个品牌的崇拜。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不需要产品组合了呢?是不是每一家企业都只需要做一件大单品和爆品就可以过得很好呢?答案是未必。那么,我们要从互联网企业的特性和渠道特征分析,看看各类企业该如何规划产品组合。 产业链关键点掌控恒大的营销一直颇受诟病,不过,在产业链布局上,许老板一直走在传统食品饮料企业的前面。有时候笔者在想,恒大真是在做一瓶水吗?花几十亿元打广告赔本赚吆喝?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吧!个中道理也不复杂,矿泉水是需要采矿证的……而说到粮油、畜牧、婴幼儿配方奶粉,都需要有产业链的支持和配合。笔者一直对全产业链构想的实现持保留态度,因为企业很难做好这条生态链的全部工作,但生态链的关键部分还是可以做好的。比如,大健康产业基地的打造,可以做到可控制、可追溯,这在大健康产业的价值链上是极为关键的。 聚焦做“大单品”战略首先,企业的业务和品类的聚焦是战略,而不是做单件产品。娃哈哈历年的增长,靠的不是童装、地产、煤矿、超市,也不是白酒,而是饮料!聚焦大食品,做大单品,是保持稳定增长的主要路径。其次,无论互联网时代还是传统营销时代,拳头产品,也就是说大单品、爆款产品是企业获得高利润,不断壮大的根本。娃哈哈之前靠营养液、水制品起家,都做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大单品。前几年,靠营养快线做到200亿元,支撑了其800亿元左右的年度销售额。但这两年再也没有成功的大单品出现,Hello-C属于战术产品,而启力、格瓦斯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正因为如此,娃哈哈的销售额每年都徘徊在800亿元左右,而2014年已经下滑了7%。再次,什么样的产品才有机会做成“大单品”?有社会价值、有广泛刚性需求、无需大力度进行消费教育的产品。富氧水、格瓦斯、小陈陈为什么不能成为“大单品”?前两个产品偷换概念,还涉嫌虚假宣传,小陈陈饮料太个性、太小众,需要大力度的市场培育,短期内是难以做大的。 聚焦做爆品战略爆品是战略,而不是做单个爆品。电商的产品运营一直被认为是爆款产品的代表,但实际上,一家天猫店只能做到一个爆款,如果想要做大,就必须不断地开新店或者找代理商进行分销。那么,管理难度也会越来越大,而单店的盈利未必就很好。这时,我们需要调整策略,重新审视电商的爆品战略,也就是要规划一下产品线和产品的角色定位。第一步,爆品是完成销量并承担获取部分利润的,也就是销量大、有利润的产品,一家店有一款或者两款就行。第二步,需要有引流的产品。具有蓄水池的作用,不断有流量进来,电商的本质还是流量的生意。第三步,上升到品牌电商的高度。不但有爆款、引流产品,还要有形象产品和高品质的形象,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信赖。
三、零售体系的内部结构
要把各种类型、各具特色的零售商以及网点组合起来,就必须考虑内部的结构问题。即在一定的区域内,开发、选择哪些零售商以及网点,它们彼此形成何种关系。由于各地零售格局迥异,这里无法给大家提供一个通用的零售商以及网点内部结构标准的样板,只是提醒厂家应注意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新”业态和“旧”业态的关系。近年来,零售业格局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新兴的业态(如大型连锁店“新零售”概念下的零售店等)不断丰富且快速成长,而传统业态(如百货商店、小型商店等)处于相对的不利局面。对厂家来说,需处理好不同业态之间的组合:既不能无视新兴业态的生命力和成长性,也不能忽略传统业态的地位——这样,有可能失去一定的市场份额,并且丢掉与新兴业态相抗衡的力量。此外,由于我国消费品市场具有纵向层级较多、不同层级市场存在一定差异的特点,因此,不同层级市场应有差异性的业态分布(图15-4)。上图中,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市场通常指省会城市市场、地级城市市场、县城市场和乡镇市场——不同行业划分标准有所差异。业态是指零售形态,比如连锁卖场、百货市场、小型连锁商店、独立商店等(用A、B、C、D分别对应)。图中A、B、C、D、E面积的大小分别代表该业态网点数量在全部业态所有网点中的份额。第二,“强势”商家和“弱势”商家的关系。即大商家与小商家之间的关系。各区域市场上,都有一些份额较大、地位较高的“寡头”型商家,不和它们合作是不现实的。但如果过于依赖它们,忽略了在行业变革的凄风苦雨中苦苦挣扎、急待厂家施以援手的“弱势”零售商,问题就会和前面所提的忽略“旧”业态相类似(实际上,“新”“旧”业态和“强”“弱”商家之间有高度的关联性)。近年,不少著名的家电、快速消费品企业都在调整零售渠道策略,在与大零售商合作的同时,注重帮助、支持小型零售客户(尤其是三、四级市场上的小客户)。第三,“寡头”商家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区域市场上,存在着这样的零售渠道格局:几个规模、实力不相上下的零售“寡头”并峙,作为同一个“战略群组”,它们对中小商家构成压力,但彼此之间却是形同冰炭,势若水火。面对这种状况,厂家往往陷入两难境地:全面介入(“一个都不能少”),可能引发恶性竞争,或者“舅舅不疼,姥姥不爱”;只选择其中的一两个,又会丧失较大的市场份额。第四,重点零售客户和非重点零售客户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许多厂家已形成了一种管理习惯,对零售商客户进行分类,并挑选出重点客户(有些行业称之为“KA”)予以差异化的扶持和帮助。这是一种富有效率的做法,但若操作不当,容易造成重点客户对其他非重点客户的过度挤压。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说明许多厂家对零售渠道“点”与“面”的关系处理有误。图15-5揭示了区域零售体系内部的多层次平衡关系。图15-5区域零售体系内部的多层次平衡关系平衡并非意味着对不同业态和商家平均使用资源,或是政策上、管理上完全无差异,而是指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各业态、商家及其商店各得其所(各自有各自的定位和价值)、相安共生(避免激烈的渠道冲突)。对于厂家来说,在处理诸多复杂关系时,在安排零售商的内部结构时,应把握和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它们是我们设计零售渠道方案的指南:第一,整体效能原则。确定零售商组合时,需从大局出发,考虑渠道体系的总体效果。一方面要注意个别的“点”对于整个体系的破坏——目前,少数连锁店在“跑马圈地”的过程中,店越开越多,竞争手段日趋激进,对原有的零售生态常常形成巨大的冲击,对此厂家应有所控制。另一方面,要从零售商结构上考虑避免过度竞争,减少零售渠道体系的内部冲突。第二,优势发挥原则。在对零售商进行充分的调研、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各零售商的特点、专长,从优势互补、作用相济的角度安排零售商组合,从而使零售商体系中各个成员的定位(相对于厂家而言)清晰、合理。第三,理性博弈原则。厂家在制定零售商结构方案时,要事先考虑零售商的可能反应,对零售商的行为要有预期;不能一厢情愿,或是迟钝麻痹;同时对多种可能的零售商组合方案进行详尽的利弊分析,必要时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决策。在无法达到最优解时,不妨选择次优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笔者经常遇到一些年轻的区域市场业务人员,为开哪个零售客户,不开哪个零售客户左右为难;他们总是在寻求最佳方案,有时往往会适得其反)。第四,战略契合原则。即考虑零售商结构时,应以企业的成长阶段为背景,以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为前提和参照,使零售商结构符合企业战略的要求。具体说,应使厂家的产品结构、销售结构、顾客结构,与零售商结构高度契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厂家的成长战略以及“攻”“防”战略应有坚实的渠道基础和支撑。在目前混沌、复杂的竞争环境下,策略性确定零售商结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应把握流通格局演变的趋势,以长远的眼光,澄明的心智,务实的态度,共赢的理念,解决这一“不确定时代”的难题。
第一节 从“中心向外”变为“去中心”
当一条铁路只能连接两个城镇的时候,奔跑在这条铁路上的列车很难满员;当一条电话线只能连接两个人的时候,这条电话线的使用率一定很低;当偏远的山区要安装路灯的时候,为一个村庄而翻山越岭铺设电线并不划算。但是,只要周边有更多的村庄,最初的投资在未来总能带来回报。无论是交通网络、通信网络,还是能源网络,它们的价值与网络中的节点数量都成正比。所谓节点,就是接入这些网络的每个个体。当节点数量不多的时候,整个网络看起来并没有价值。如果电话只是能让两三个人相互通话,很可能就被弃之一边。但是,一旦网络中的节点数量增长到了“临界点”,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会变成一种“基础设施”,成为“必须的存在”。想一想,如果你处于断网、断电、公交系统完全瘫痪的体系中,你是否会感到恐慌?是否无法想象如何生存?实际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所有网络是在过去两三百年中出现的,有的只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比如互联网。如果以人类漫长的生存历史作为时间轴衡量,它们还是萌芽状态。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网络的理解处于不断加深的过程,到今天为止,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并带来越来越多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改变。如何高效地建立可以被充分利用的网络?从工业文明初露曙光开始,这就是一个难题。大多数的基础网络需要巨大的前期投资,因此,最早相信网络价值的人往往被看作是“疯子”。刚开始修建铁路网的就是这样一群人。当时,社会上的多数人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也不相信蒸汽列车会有满载的时候,以当时的消费能力,甚至是以放大之后的需求计算,铁路网是否真的能收回投资都是问题。在很多国家,要建设铁路网并不是预见了以后的投资回报,而是交通网络可以把原来分散的自然村落、中小城镇连接起来,成为调度生产资源和人力的“交通干线”。奔跑在这些铁路干线的列车,就像血液一样循环流转,将原本分散的众多中小社区成为休戚与共的国家共同体。因此,铁路网的建设是政治工程,而不是经济工程。在交通、通讯、能源……承载工业文明的网络逐渐成型的时候,城市出现了。城市就是各种资源的中心,大量的物资和人力集中在这里,通过中心向四面八方扩散,造就了农业文明前所未见的人口聚集区。城市就是“中心化组织”的直观体现,城市的种种便利,是因为它处于各种资源的中心位置。虽然最早的铁路网需要以国家信用为背书,如日本的第一条铁路就是通过发行国债,以国家控制的税收收入和铁路收益为担保筹集的资金建设的,但是,一旦铁路网成型,最早的投资人发现,这些连成网络的轨道和强大的运输能力激发出原来没有预见到的需求,即使不再需要国家信用,仅靠运营收入,也可以维持和扩大交通网络。国有化的铁路能够在后来由私营或公私混合的专营企业维护,就是因为铁路网建成后产生了持续的运营需求。铁路网可能是最早验证工业社会中的一条重要定律的案例——“建好,人们就会来”。后来,更多的“中心”出现了——集中了大量商家的“购物中心”,进行某种或几种专门商品买卖的“交易中心”,还有城市中的地标建筑,无论是超大规模的广场还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这些工程的投资者都相信,或许在初建成时会空置一段时间,但最终,人们都会被“中心”吸引。如果说铁路网的建设还需要利用国家力量集中资源,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采用了更加激进的方式,早期的投资者不用将投资与国家信用绑定,利用金融工具,将网络的未来价值在建设初期就进行折现,产生了一个个雄心勃勃的通信王国和用于急速扩张的金融工具。1997年,美国的世通公司兼并了MCI公司,创下当时美国收购交易的历史纪录。和其他行业的兼并重组不同,世通公司一路走来,主要依靠兼并扩大运营,而这些兼并,无论当时看起来规模多么大、价格多么高,在股市上总能得到投资者的热烈响应。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两家通讯公司合并后,其市值比单独的两家通讯公司的市值的总和还要高出许多?梅特卡夫定律尝试回答这个疑问。当一个电话网络只能连通两个人的时候,它的价值可以被看作为2,因为甲只可以拨给乙,乙只可以拨给甲,而当第三个人加入这个网络的时候,它的价值并非是3,而是9。因为三个人之间可以两两通话,还可以三方共同通话,运营商可以获得的收益是呈指数上升的。梅特卡夫定律认为,网络的价值与使用者的数量的平方成正比,通信网络每扩张一个节点,就带来了成倍的效益。而股票投资人认为,世通公司不断地兼并其他通信网络,带来的效益不是相加的关系,而是相乘的关系,即使股价再高,在这样的计算方式下,还是有溢价的可能。这种对网络效应的追捧让世通公司的股价水涨船高。可惜,好景不长,世通公司在试图兼并Sprint的时候遭到了美国和欧盟基于《反垄断法》的阻击,这起失败的兼并扼制了世通公司的扩张势头,失去了快速扩张能力后,它的股价大幅缩水,2002年,世通公司破产。通信网络的发展和互联网早期的光纤公司的发展如出一辙,环球电讯就是光纤领域的世通公司。这两家公司在同一时期垮掉,无论是通信网络还是光纤网络,它们和最初修建铁路网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点:都相信“建好,人们就会来”。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说法并没有错。甚至到今天,当我们为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式增长发出惊叹的时候,日新月异的智能产品和服务都是运行在早期以激进的方式筹资搭建的基础网络上的,只不过那些中途倒下的“巨人”没能看到用户“蜂拥而来”的这一天。但是,今天的网络扩张和最早的网络扩张相比,有一个巨大的转变,那就是从“中心向外”辐射的扩张模式转为“去中心”的扩张模式。
三、如何在社群营销中心贯彻系统思维
想要利用系统思维运营好社群,关键是要深刻理解社群运营管理D-TE-MR模型及社群SOP的管理。社群运营管理D-TE-MR模型将整个社群运营划分为三大模块:社群拉新环节、社群激活环节及社群变现环节。这三个模块都是基于企业战略规划(企业业务逻辑和运营指标)而搭建的,每个模块中都包含两个关键要素:用户、内容。而每个模块的运作都有其核心目的。例如在社群拉新环节,通过内容实现用户引流;在社群激活环节,通过社群活动(如主题分享)等内容实现用户关系递进;在变现环节,则是通过促销活动等内容实现用户转化。社群运营管理D-TE-MR模型的搭建,就是帮助运营人能够从上帝的视角,多维度地分析社群运营管理的整个过程,清楚明白在不同阶段应该侧重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而社群运营SOP的制定,则是来确保社群运营的具体战术的能够有效落地。例如社群运营增长SOP是针对社群拉新环节的落地执行;社群日常维护SOP则是针对社群激活环节的有效落地,而社群运营全流程SOP则是确保社群从用户拉新到用户转变,各个模块之间的关系是否流畅,整个社群能够实现自循环的功能。通过系统化的管理来降低社群运营的边际成本,提升运营效率,是一项非常核心的命题。还有执行人员的磨合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回归到人来执行,在特定业务环境中,掌握的程度是影响执行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社群运营必须基于企业业务逻辑和运营目标拆解,作为社群运营统一的“核心目的”。同时,又需要通过社群管理模型将这个统一核心目的拆分成多个不同的子目标,并将其作为不同运营模块的运营目标。而社群SOP则是社群管理系统在企业战略规划下制定的战略模块,通过整个社群运营系统进行落地管控的重要工具。我们通过不断地进行反馈调整、优化SOP,避免社群运营战略在具体落地执行时出现无法落地、脱轨等现象。如图10-1所示。E-图10-1社群运营D-TE-MR模型图
阎立忠:产业园区与产业地产发展现状及破局之道
一、产业园区领域的跨界属性与当前行业困境时间01:28:57各位书友好,各位朋友好。我的专业领域跟前面几位老师有差别,属于跨界范畴。听了前面专家老师的分享,我很受启发。我们这个领域确实太跨界了,涵盖建设、规划、招商运营等多个方面,涉及产城、新区域、工业园、物流园、科技园、文创园、艺术街区、孵化器等众多业务范畴。这些业务与在座各位的企业或业务都息息相关。我们常说产业园区是社会经济、工业及产业发展的晴雨表,是其显像。该领域的关键业务包括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区域产业招商、产业集聚、产业链、产业生态、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基金、产业投资、产城融合、城市更新、总部经济、跨境出海、写字楼招租以及区域平台公司转型(如城投变产投)、房地产转型等,涉及面极广,是整个大社会、大区域的晴雨表。而且,一个地方的园区兴,则产业兴,进而带动区域兴,最终推动国家兴,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现象。由于今天在座的朋友未必都从事我这个专业领域,可能属于企业界或其他行业,所以我不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过多交流产业园区的专业细节,只是简单提及。现在又到了半年节点,这本来就是一个痛苦的周期,我常称之为“困且卷”的周期,这也是各行业的写照。我们看到各个园区的出租率、去化率都在降低,写字楼经营状况不佳。近两个月,我走访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苏州、厦门等许多城市,开展专业业务时发现,确实处于这样一个痛苦周期。企业经营状况不好,退租、缩减生产规模的情况导致空置率高、去化率低,各位老师所说的这些现象,我们都有深刻的现实感受。二、产业园区行业的发展路径与战略定位时间01:31:18在这个周期下,作为专业人士,还是要谈谈我们这个专业在今年、未来以及下半年的发展方向。我在公众号里前不久也反复表达过类似观点。我们这个行业有两条经营主线:l 资产经营管理线:涵盖楼宇、不动产、园区、新城以及商业配套设施、文化配套设施等。l 产业集群发展线:包括产业集群打造、产业招商、产业运营服务、产业投资、产业孵化等。我们领域必须清晰梳理这两条线,因为每条线涉及的业务板块和工作内容都很庞杂。无论园区属于政府、地产商还是运营商,都要梳理清楚这两条线,明确重点做什么、哪些能获利、哪些未来能获利、哪些是战略高度的、哪些是基础层面的,这是一种战略再定位和再梳理,尤其在当下困难时期。围绕这两条线梳理清楚业务线,才能在下半年及以后走得好、走得顺,否则难以度过这个“困倦”周期。定位清楚这两条线,就能提升城市运营和业务运营水平。现在行业有一种趋势,即“国进民退”,在我们这个行业表现更明显。国有企业、区域平台公司状况相对理想,而民营企业,像地产商,大多已陷入困境。国企虽然在前进,但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区域平台公司在改名,如城投变产投,甚至更前卫的叫科投公司,但我常说,无论是城投变产投还是变科投,都只是换汤不换药,整体经营管理战略和基础保障尚未达到要求,还在探索的路上,任重道远。今年下半年,我与很多区域和同行交流后达成共识:以消化存量为主。如果任何区域、任何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还在大规模开发建设,那就是在给自己挖坑埋坑。当然,如果为了政绩非要做增量,可以滚动开发,适当开发一点,但千万不要再大规模开发,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是政绩工程的代表。另外,要强化精准运营服务。在“困倦”周期,必须强化运营。刚才各位老师讲的“强基”非常关键,企业要夯实基础,园区也要强基,包括我们的专家、顾问咨询机构也是如此。最近几个月,我们做咨询或培训时越来越难,因为企业、运营商公司要求越来越多,花同样的咨询费或培训费,想要的东西更多。在这种困难周期,我们也不能彻底回绝,只能被迫多付出、多投入,这就要求我们老师、专家、团队越来越实战,因为周期变了,困难了,必须拿出更高明、更全面、系统的办法。这就应了那句话:“大潮退去,谁在裸泳。”现在要看谁还能游泳,而且是穿着裤衩在游泳,要强化实战能力。对于我们来说,和其他行业一样,产品力、销售力、服务力、品牌力,这“四力”要平衡,都要具备。三、做好产业园区项目的六个关键要素时间01:36:25站在我们这个行业角度,如果有同行在听,我想如同我在公众号提示的那样,做好项目操盘需要保持六个要素:1. 策划力:园区要有独到、差异化的策划。2. 执行力:高效的操盘执行能力,策划加执行是现实所需。3. 战略经营规划能力:更高层面决定策划与执行的是集团或运营商的战略经营规划能力,这是围绕两条业务线所做的战略规划及资源配置。4. 资源整合能力:经常说规划再美丽,如果资源整合不给力,就仍在冬天里。很多时候,即使做了战略规划,甚至请了第三方专家团队,但资源配置不够,内部缺乏人才,外部资源整合不足,导致想做的业务做不了。5. 运营管理能力:这是保底的强基基础,流程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要做到位,它是基础保障。6. 人才保障能力:形势和业务在变,人才保障能力要不断强化培育,否则会出现很多项目和企业因人员能力不够,讲得好却做不出来的情况,而培训培养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多方努力。四、招商的三个关键环节:抢商、留商、育商 时间01:41:21招商是我们的生命线,政府、区域、园区、楼宇都在招商。当下,新诞生的商家很少,创业和扩张的少,收缩的多,所以招商已变成“抢商”,出一个抢一个,甚至从旁边园区、旁边城市抢,谁抢的本事大谁就赢。下周我要给北京的国家国企讲如何“抢商”。在抢商的同时,还要“留商”,把好的企业、产业留在我们的区域、城市、园区,这也是本事。从楼宇经济角度测算,如果留住一个商家和损失一个商家,损失的是六到九个月的出租率回报,因为商家走后,新招揽、新招商需要时间,还有免租期等,所以留住商家不亚于抢商。另外,还要“育商”,因为现在新出现和扩张的商家少,所以需要运营、服务、产业孵化、产业投资,这又是一个关键环节。抢商、留商、育商是我们招商的三个生命线具体工作,今天先简单分享这些。五、新政策下的企业机会与园区选择建议我们行业与每个行业、每家企业甚至每位老师都有关联,我们常请老师到园区、区域做咨询、授课,因为我们是窗口和平台,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与书友更相关的企业机会。2024年8月1日,国家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取缔了靠税收贴补、地方流程反哺的政策,这对很多企业是利好:l 改变了营商环境,不能再靠税收贴补抢企业、招企业,对中小企业友好,利于草根创业。l 对传统产业企业利好,不一定只盯着生物医药、AI、人工智能等企业,传统产业企业,如食品、机械加工等,会更市场化地被对待和招商,当然如果有技术含量、能数字化转型更好。l 会出现马太效应,对区域、城市、园区来说,新政策出台和国家强控后,越强的城市营商环境越好,运作能力越强,招商和集群发展也越好,强者更强。给在座的企业方一些选园区的小建议,无论选工业园、科技园、文创园还是孵化器:l 优选城市高新区和经开区的园区:这些区域本身就是做产业的,具有很好的产业平台和扶植功能,政策信息、产业链服务等都比较健全和夯实。l 首选配套完备的园区:吃吃喝喝等生活配套便利通畅,进驻后方便谈生意、开展业务。l 选择切实有产业服务的园区:很多园区展示的服务平台和内容有一半以上是虚幻的,要选真正把服务落实到位的园区。l 选择政府不过多骚扰的园区:不要选那种经常被要求填报表、开会、统计的园区,最好是平时不打扰,但企业有求助时政府窗口和平台能出来的园区,比如今年杭州热,就是因为政府不骚扰企业。l 选择不戴有色眼镜的园区:即使企业不是高新技术企业、顶尖人才企业或专精特新企业,园区也能平视、待见企业,这样的园区营商环境更好、更平和。六、园区作为平台的重要性最后给各位老师提个醒,园区是平台、载体和窗口,老师们、专家们、咨询服务机构应该更多借助园区与企业对接,把服务、咨询、顾问业务与企业结合,园区是个特别好的窗口。
三、信守承诺
“伪君子有三个特征:一是说谎;二是不兑现承诺;三是辜负别人的信任。”(默罕默德)“要坚持正确的东西,不管是在大事还是小事上,永远要按照你承诺的去做。”(高露洁公司主席卢本·马克)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往往可以从小事着眼,守时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朋友请笔者吃饭,结果那餐本该由他请客的饭笔者足足等了他2个小时,他的理由是有其他应酬,并且他没有正式道歉。笔者当时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小事上都不能信守承诺,碰到大事,你也不能指望他信守承诺;第二,这是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他会功利地判断和你约会的价值,其实在他心目中你这个朋友并没有那么重要。“立木赏金”,从现代管理的角度看是商鞅变法前一次成功的宣传造势活动,最成功之处是为变法派在底层人民心目中树立“信守承诺”的人设,为后续推动变法奠定了最重要的信任基石。“空降”的高管要建立大家对他的信任,最好的方法是完成“做出承诺—兑现承诺—再做出承诺—再兑现承诺”的循环模式。作为领导新生代员工的管理者,对员工信守承诺也是建立信任的重要部分,如同在家庭里,即使面对孩子也要言而有信。完成多少次的小红花将会得到一套乐高拼装,达成四个颠球的目标,可以得到一瓶奶茶。这种“达成协议—兑现协议”的过程,一方面是让孩子知道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来获得奖励;另外一方面,家长也在不断积累和孩子的“信任账户”存款。保守好别人的秘密,做出承诺前一定要仔细斟酌,一旦做出承诺就要努力做到,万一由于不可抗因素没有做到,一定要真诚地道歉,弥补过错。信任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资产。
(2)变法流产之根本原因
王安石财税变法失败的第二大根本原因在于,其变法所遵循的是一条违背人类财税治理大道的原则。即王安石财税变法认可和遵循的是一条违背人道与自由精神的原则。或者说,是把非人道、不自由当成了变法的指导原则。因此,王安石变法——究其本质而言——不过是皇权专制内部利益关系的一种重新调整而异。严格说,王安石变法根本谈不上是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社会改革,不是对皇权专制政体本身的一次结构性改革,不是确认“民权”为主导地位的一次改革。财税变法亦然,根本就不是一次结构性的变法。就人道的“把人当人看”这个社会治理的最高原则而言,在皇权专制统治下,广大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成为最高的价值,社会治理根本不可能有实质意义上的人道——以民为本,有的只能是以财为本,或者说是以皇家的利益为本。这无疑是由皇权专制的本性天然决定的。因此,即使偶尔出现一些所谓的民本财税治理说法,也不过是更具欺骗性的专制统治伎俩而已。王安石变法如此,历代的变法何尝又不是如此!当变法的终极目的被确立为“聚财”和“富国强兵”后,就已经背离了人道的最低原则——“把人当人看”了。变法最后的结果,实际上也就是对背离人道最低原则的一种自然报复。最为严重的是,在皇权专制统治下,由于惟有皇帝一人拥有自由,所有的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言论以及思想自由等等,全体老百姓从根本上说是一点也没有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2因此,在宋氏皇权专制政体下,每一个百姓都不可选择地生活于一个全面奴役和不自由的社会,这就直接违背了人道的深层原则——使人成为人原则,亦即自由原则。这样,一旦剥夺了每个百姓的全部自由,其个性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创造性潜能就难以得到最大的实现。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变法,都是从首先选择经济变法为突破口和切入点的,王安石变法也是一样。比如《青苗法》、《市易法》等。就是可以与政治体制沾上边的保甲法,也和其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不是朝着增大老百姓的全面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以及思想自由——等方面推进的。这样,本应通过不断增大全体百姓各个方面自由释放推动社会进步发展潜能的改革,往往就会出于专制皇权千秋万代私利的计较,使各种各样的变法最后异化为不断减少和剥夺老百姓各种自由的策略与权术。因此,短期内一些变法似可产生一定的显见成就。但长期看,由于皇权专制的本性使然,改革过程往往成为对百姓各种自由进行全面束缚和剥夺的过程。结果,往往伴随变法的逐步推进和深入,阻力会越来越大,直至引发更大规模的矛盾与冲突,导致新一轮充满血腥的权力角逐,破坏社会总体财富的持续性积累。而且,就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所谓变法而言,无不是以国有化为其名义的皇权全面掠夺式的变法,无不是一个不断减少民间经济主体自由与活力,不断束缚民间财富创造主体自由,全面掠夺民间生产、生活资料的过程。究其根本原因,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中国政治“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3因为自由是专制天然的劲敌和掘墓人。这样,传统体制内的任何名义下的所谓变法,无不是以皇权的认可与容忍为前提的。王安石的财税变法同样如此。所谓的变法,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不断增加皇权在全社会财富总额中的比重,以便持续性巩固皇权的统治基础。在皇权专制下,全社会的言论自由更是无从论及。王安石变法后,即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了争论,形成了一场最大的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结果,王安石主持政局后,立即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撤中丞,贬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传》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十九位台谏名单。同时,王安石引进了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可以说,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这样,就在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形成了“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14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观言察色、见风使舵;有的则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等。而且,王安石还振振有词,以为真理在握,认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15而且,王安石不仅对上层官场进行清洗,对下层老百姓的言论也进行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16可见,在皇权专制下,一切“法”,不论是旧法还是新法,都经不起合法性拷问的。王安石变法中的“法”同样如此。王安石变法之法,是一种仅仅具有皇权强制力的必须性的权力规范,就现代意义而言,不具有全体民众同意的“应该性”的合法性基础。王安石变法中的“法”,因为皇权专制政体的原因,它仅仅反映的是皇帝一人的意志,不是广大老百姓的意志。因此,尽管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曾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17并在孙固、唐介等力言王安石不可任相的时候,就于次年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但在反对派声势高涨时,神宗则为了皇权统治的“大局”,怀疑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对变法开始动摇。以至于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王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18不难想象,在“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皇权专制政体和意识形态下,皇帝拥有绝对至上的权力和特权,而老百姓只有纳税的义务,权利根本无从谈起。其结果,一切变法,往往都成为皇权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的公开借口;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道特有风景。而本意也许考虑过百姓生计的变法,往往因为危害百姓生活而最终招致百姓的遗弃,被后世屡屡诟病。这也几乎成了一切变法者不得不认领的必然性的悲剧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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