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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分配
做完外协员工培训，具备基本的操作能力后，要对其进行组织分配。也就是要把这些外协员工分配到自有员工的组织里，确立管理关系，形成组织力。
（一）三个维度面监管门店
需要强调的是，总部不参与并不意味着不进行管理，那么，总部该如何管理呢？主要有三个维度。第一，总部通过对各个门店的组织架构图的制定和人员的定岗定编来实施对门店的管理。通过店长，把人控制住，在绩效考核的过程中，关键的布口要把握好。在招聘二级部门的人员时，要经过人力资源部审核之后，才能够确定。第二，进行绩效考核，对人工成本占比进行监控。总部在绩效考核的过程中，有40%的评估权。一般来讲只要人工成本占比能控制在3%就可以。第三，总部人力资源部不定期到门店进行稽查。对门店的人员进行严格的管控，主要管控对象的是门店的中高层管理者。总部必须要双向评估才能决定人员是否可以解聘。
四、常见城市氛围打造工具
表6-2常见城市氛围打造工具项目使用说明维护要求路牌1、​ 1.用于传递品牌形象或产品信息2、​ 2.用于在高速公路入口、城市主干道、人流量大的街道、餐饮/流通终端集中街道3、​ 3.消费者能在5米以外清晰识别4.参照公司主画面制作1.定期回访，防止损伤2.及时检修，保持清洁站牌高炮户外墙体（民墙）过街龙门、气球车身广告1.用于传递品牌形象或产品信息2、​ 2.张贴于车身上（公交、出租车、送货车等）3.用于路线覆盖较广的公交路线或人流量多的线路其他样板街、样板区、样板民墙打造
三、中国企业隐形冠军战略与成长之路
哪些企业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力量，以及全球化市场的主体？为什么是这些企业？隐形冠军是一种活法，一种战略选择，还是一条成功必由之路？专家嘉宾彭剑锋华夏基石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劳人院教授、博导夏惊鸣华夏基石集团副总裁苗兆光华夏基石集团副总裁陈明华夏基石集团副总裁罗一飞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企业嘉宾方洁苗浙江榆阳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喜深圳水务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策划/主持：尚艳玲《华夏基石管理评论》主编文字编辑：尚艳玲研究报告
五、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复杂关系
如前所述，阿拉伯世界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以普世主义的伊斯兰教为代表，后者同时提供了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因此，阿拉伯世界最初的民族主义采取泛伊斯兰主义的形式就是必然的了，其主要代表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他主张以理性和科学精神改造伊斯兰教，以《古兰经》为基础实现宗教复兴、民族独立，统一伊斯兰世界。正是从这种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现代主义出发，产生了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然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仍与伊斯兰教存在着不解之缘。首先，伊斯兰教是构成阿拉伯人主体的穆斯林的宗教，而穆斯林与阿拉伯基督徒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基督徒凯哈里利·伊斯凯达尔·库伯鲁西在1931年出版的《拥抱伊斯兰教吧，基督徒们》的小册子中宣称，伊斯兰教是仁慈的、平等的、民主的宗教，阿拉伯基督徒应当与阿拉伯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欧洲人的压迫。其次，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存在历史和语言的联系。巴扎兹指出，伊斯兰教最早是启示给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使阿拉伯人觉醒，伊斯兰教继承了阿拉伯文化，而阿拉伯语通过《古兰经》充分展示了阿拉伯民族的智力生活。纳比赫因此直截了当地宣称：“先知的诞生即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诞生。”再次，伊斯兰教是两世兼重的宗教，与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巴扎兹引用西方学者罗素的著作指出，伊斯兰教是政治或社会的宗教，它已渗透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伊斯兰教不应当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立。101胡斯里认为，由于穆斯林分布地域辽阔，存在语言差异，实现政治统一似无可能，而阿拉伯统一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建立世界范围的穆斯林共同体的第一步。复兴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基督徒米歇尔·阿弗拉克也将伊斯兰教称为阿拉伯民族的“灵魂”。在实践中，伊斯兰色彩也常有表露。一次大战后汉志谢里夫侯赛因希冀建立的阿拉伯王国事实上包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尽管费萨尔王子在叙利亚的临时政府采纳了某些世俗化措施。在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政府进行了程度不一的世俗化改革，但与凯末尔完全西化的改革不同，它们保留了伊斯兰的因素。例如，在司法改革方面，以西方法律和教法同时作为法律的渊源。在对外政策中，像埃及也利用伊斯兰教服务于国家利益，它设立了“伊斯兰之声”广播电台，在非洲国家建立清真寺、伊斯兰文化中心和学校，1954年还与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在开罗建立了名为“伊斯兰会议”的国际组织。102同时，个别阿拉伯国家的统治人物试图恢复昔日哈里发帝国的荣耀。埃及赫迪夫在一次大战后图谋自封为哈里发，以便取代被废黜的奥斯曼哈里发。然而，从也门内战开始，以埃及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和与沙特为代表的君主主义矛盾日益加深，1962年沙特正式建立穆斯林联盟，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大旗与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对抗。1969年，沙特更发起成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它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不过，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伊斯兰国家的合作、发展和繁荣，而非创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因而不同于近代的泛伊斯兰主义，也不同于从体制上否定世俗国家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后者同时反对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执行泛伊斯兰主义政策的阿拉伯君主国。这决定了沙特与世俗的阿拉伯共和国合解的可能性。1967年阿以战争的失利缓和了埃及等前线国家与沙特的关系，双方恢复了政治、经济上的合作，这尤其表现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中。
第七章涨薪+进入后备人才池
2018年底，陆大海通过了销售二级二等的认证，累计通过率高达85%。2019年底，陆大海终于通过了余下的15%的项目，顺利拿到了销售二级一等的证书。拿到这个证书，意味着陆大海和其他通过二级一等认证的小伙伴一起进入了销售工程师这一岗位的后备人才资源池。
3.什么是IP
IP的本意是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原是影视、游戏、动漫等娱乐领域的语汇。一旦娱乐形象为公众熟知，就可以开发系列衍生产品。衍生产品在娱乐领域的占比非常高，比如，米老鼠的动漫形象深入人心，就可以围绕米老鼠进行衍生产品开发，如米老鼠玩具。这个过程，称为IP授权。IP授权是延长IP商业生命，也是扩大IP影响力的过程。IP的商业化发展经历了三次延伸：娱乐IP—互联网IP—泛IP。IP的第一次外延延伸，从娱乐IP进入互联网IP。互联网创造众多新平台，在平台上崛起了一批娱乐化的红人，如微博的大V、秒拍的papi酱，A站B站的Up主，蘑菇街红人、nice时尚达人等。这些红人吸引流量，可以衍生商业。IP外延的第二次延伸，是IP的泛化。一切在互联网上可以自主传播的人格化标签，都可以称作IP。IP可以是企业老板，如小米的雷军；可以是品牌，如江小白；可以是产品，如小茗同学。IP外延的第二次延伸，出现了泛IP化，一切有影响力的东西，都称之为IP。吴声在《超级IP》这本书中，把超级IP定义为有自流量的符号。那我从营销的角度来定义，IP就是互联网上能自主传播的符号，我特别强调自主传播，就是区别于传统的被动传播和付费传播。自流量、自主传播，这是IP的重要特征，判断IP的核心标准就是有没有传播势能。这里我们要跟传统的传播做一下对比，传统的传播是传播者和接受者单向的关系，而互联网的传播，接受者可能是再传播的发起者。丁丁老师讲粉丝是支持者，这个支持的核心内容就是传播，而不一定是购买。我把IP分为两类：公共IP和自有IP。吴晓波和雷军两个都是IP，但是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IP。我把吴晓波叫公共IP，或者说叫媒体属性的IP，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媒体。而雷军，叫自有的IP。公共的IP，以吴晓波为例，他有很大的流量，但是他基本不卖东西，虽然他也众筹过杨梅树、卖过杨梅酒，但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公共IP的流量可以为其他的商业来引流，所以他的属性和传统媒体的属性是极其相似的，是帮助别人引流的。而雷军则不同，他参加新品发布会，是为自己的产品来引流，所以我把他叫自有IP。也有些IP，既有媒体属性，也有自有属性，比方说王石。他过去既是万科的形象代言人，也是一个玩家，也会为其他的品牌代言，比如为格力做广告代言，具有多种属性。但是我们在新营销里面所讲的IP，如果不特别说明的话，主要指的就是自有的IP。
（二）江南士族没落的三大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现象，没有出现在门阀政治盛行的东晋时代，而出现在皇权政治已经回归的南朝？首先，我们必须明白，门阀政治虽然只存在于东晋时代，但门阀制度、门阀士族、门阀观念，却早在汉末魏晋就已经出现，并开始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士族在政治上掌权，而逐渐被烙印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之中。这种观念意识并没有因为东晋被刘宋取代、门阀政治恢复为皇权政治而消失，相反，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反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强化。因为门阀世族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失去了主导的权力，但是在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等方面，却依然保留着强大的潜在影响力。以刘裕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尽管已经赢得军事、政治上的胜利，但是为了巩固既得的统治地位，还需要拉拢、利用门阀士族。刘裕的做法是，一方面尽量限制门阀士族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另一方面却把他们高高地供奉于庙堂之上，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满足和享受。当时人们对门阀世族的仰之弥高，与刘裕等人的这项政策，也是很有关系的。其次，也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士族内部，是因为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在了下坡的路上，他们之所以再三强调门第阀阅、反复强调士庶之分，正是为了挽救自身趋于衰落的命运。当时的情况，一方面是“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又是士庶趋于混淆，所谓“昨日卑微，今日士伍”“宋齐二代士庶不分”。面对士庶混淆的危险，面对大量寒门庶族纷纷挤入自己的行列，受到威胁的世家大族，不得不深沟高垒，严加提防，以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一点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世家大族到了南朝，已经在事实上衰落了，但他们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庶族地主的势力，在事实上一步一步成长壮大，但一时之间还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南朝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居于东晋统治地位的几大门阀，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他们进入南朝之后，在政治上逐渐被边缘化，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在东晋末年的大变动中，他们都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例如会稽内史王凝之（334—399，字叔平，书圣王羲之次子，中书令王献之的兄长）、吴兴太守谢邈（368—399，谢安侄孙）、黄门郎谢冲、南康公谢明慧、嘉兴公顾胤、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兄弟等，基本上都是在孙恩之乱的时候被满门屠灭，而当谢琰被孙恩临阵斩杀之后，东晋高门中的将才已经灭绝殆尽。从此之后，直到陈朝灭亡，南朝宋齐梁陈的统兵将领绝大多数出自寒门，高门士族基本上与军队的指挥权无关。世家大族在南朝趋于没落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寒门势力的成长。南朝宋、齐两代是士庶区别最严格的时期，恰恰也是寒门势力上升最快的时候，当时中书省的大权完全落入中书舍人之手，而中书舍人一无例外都是由皇帝亲信的寒人担当——“寒人掌机要”，这是大家熟知的史实。事实上，不仅中央机关是由寒人掌机要，地方上也任用寒人为典签，典签监督地方军政大权，有“威行州郡，权重蕃君”之称。所以说，南朝的士族尽管仍然担任着中央的最高长官，但实际权力却已经逐渐下移到地位低下的次等士族或寒人之手。例如南齐中书舍人茹法亮，深得皇帝宠幸，“势倾天下”，琅邪王氏出身的尚书令王俭，就常常对人说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呢？其根源在于，皇权在伸张过程中与世家大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皇帝为了强化趋于衰弱的君主集权，就必须对门阀大族进行限制，而上升中的寒门地主也希望打破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皇权与寒门自然就走了一起。因此，宋、齐时期大量出现的“恩幸”或“佞幸”，正是应皇权伸张之需要而产生的，他们借助皇帝的宠幸，向世家大族展开了夺权的斗争。除了这个外因，门阀士族自身的腐朽没落，则是他们走上穷途末路的内在动因。事实清楚地表明，历史发展到南朝，门阀士族已经无力胜任作为统治核心的职责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玄学清谈的氛围中长大，但求放达不问实务的生活态度，使得他们不屑于从事具体的政治事务，而专心于空谈玄虚；另一方面，他们凭借高贵的门第，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没有也不必有“应世经务”的实际才能。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也能够获得高官厚禄。长此以往，高门士族不仅丧失了实际才能，甚至从思想意识上也鄙薄实干。事实上，从东晋末年开始，南朝的世家大族就逐渐丧失了军事指挥权，而到了南朝齐、梁之际，他们更加彻底地堕落了。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高门子弟，整天涂脂抹粉、熏衣剃面，出门则乘辇坐车，入门则有人扶持，从来不学习骑马射箭。骑马的话只骑“果下马”，也就是有那种能够在果树下行走的小马，也就山羊大小。所谓射箭，就是那种在喝酒赌钱时所玩耍的、被叫做“投壶”的游戏，因此，高门子弟确实已经没有领兵征战、驰骋疆场的任何能力了。这些人在天下太平的时候，还能够依靠祖上的功德、靠“冢中枯骨”得到高官厚禄，并以门第自矜于世人，而一旦遭遇战乱，他们立刻就在劫难逃了。梁末“侯景之乱”，这些世家大族的子弟，由于平时很少锻炼，“肤脆骨柔”“体羸气弱”，结果只能如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所说的那样，坐而等死了。大家不难想象，像琅邪王复那样，平时走路都需要丫鬟扶持，听到马叫，就说这是老虎在咆哮，这样的人不死于动乱，那才叫没有天理。
每一句都直指心性
在东晋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僧肇大师，写了几篇非常著名的论典，一个是《肇论》，还有一个是《物不迁论》。僧肇大师是鸠摩罗什的得意弟子，对于鸠摩罗什大师，读过《金刚经》的朋友可能就比较熟悉，其实，历代《金刚经》的译本有很多，但是大家现在所念的《金刚经》，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版本。因为他翻译得最精炼，最符合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僧肇继承了鸠摩罗什大师的大乘空宗思想，所以，他对于中国后期的佛教主流起到了一个理论上的承接作用。那么，在这个《物不迁论》里，僧肇大师得出了怎样一个结论呢？下面有几句很著名的句子：　　　　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　　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经天而不周。这几个句子非常优美，有诗一般的逸趣，学佛的人都喜欢引用它。什么意思呢？全都是自然景象上的描写。“旋岚偃岳而常静”，旋岚是什么？我们看山上，早晨或下点雨以后，就会起雾气，看上去非常的美，它会不停地变化，一会好像是散了，一会又弥漫了，产生不同的形状。这就是旋岚。偃岳，就是这个岚气将山体都掩藏起来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却是一种“常静”的状态。“江河竞注而不流”，你看从亿万年以前，江河流动就从来没停止过，一直流到现在，还要流到将来，但这里又说“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学过《庄子》的朋友就知道“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很多尘埃不断地飘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万物在季节变化的时候，随着阴阳二气的交合以后，产生的气息吹鼓出来这样一种状态，但是，这里也说是“不动”哦。还有“日月经天而不周”，太阳升起落下，月亮升起落下，但是“不周”。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思维方式，那是无法体会的。但是，如果通过我们的精神，通过我们的心性上面来体会，就会发现，这里实际上都是在说我们心性的本来状态，而且每一句都是如此，直指我们的心性，直指我们的思维本身。“旋岚偃岳而常静”，实际上旋岚是山岳中的水气所生长出来的东西，虽然它遮盖了山岳，但山岳本身是没有动的，产生出旋岚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动的。“江河竞注而不流”，水是不断地在流，但是江河本身是不流的，它是一直没有动的。“野马飘鼓而不动”，从大地上升起来的这些尘埃在不断的变化，但大地本身是没有动的。“日月经天而不周”，日升月落，但天空本身是没有动的。我们能看到这一切现象，也是因为我们的心性，有着镜子一样的观照能力，所以这一切才会映现在我们心里面，显现在我们的心性上面。我们一定要细细体会这种状态啊！就像道路交通一样，道路上的车辆不断在运动，这就好比我们一个一个的念头，而道路就是我们思维本身。实际上，佛教关于空、有的概念，也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所谓的有，就是我们思维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平常外界所看到的这些事物，如果离开了我们的思维，那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像睡着了一样，外界的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正是因为有了我们的思维，有了我们的精神，才有了万事万物在其中的显现。空，就是我们思维的本身，你是看不见也摸不着，如果离开了思维的内容，我们也根本找不到思维本身。所以，如果用道路来作为我们思维的比喻，那么还要翻过一个坎，就是我们思维本身，除了像车辆一样来去的念头之外，连这条道路也没有，也找不到！我们只看得到这些车子，只有车子在里面动，如果离开了这些车子，就没有了道路，正因为有了这些车子在动，我们才知道，哦，它运动在道路上。所谓空有不二的道理，就是这个，并不是截然的，哦，把车子拿走以后，还有这么一条道路存在。车子拿走了，就没有道路了。有些人修行，成天坐在那里找这个“空”，哪里找得到？“有”都没有了，哪里又有一个“空”呢！
七、DFMEA相关附件
1.DFMEA潜在失效模式及效应分析表表8-6DFMEA潜在失效模式及效应分析2.DFMEA边界图图8-1DFMEA结构树3.DFMEA结构树图8-2DFMEA边界图4.DFMEA工作计划表8-7DFMEA工作计划目的：识别风险，把可能出现的异常在量产前解决。团队成员：电子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包装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工具：结构树、DFMEA表格、甘特图。项目限制：不考虑生产问题，不考虑产品在极端条件下使用问题，比如高温80度以上或低温-80度以下。项目周期：××××年××月××日启动，××月××日前完成项目改善，并确定工艺设计规范。项目推行计划如下：
（二）经营分析会是推进战略与年度经营目标落地的有效抓手
战略规划一般涉及3~5年，有点遥远，如何观察战略动作是否在落实？一个年度的经营计划也有点长，如何确认是不是在逐项落地？原有的经营逻辑与计划是否可行、配置的资源是否合理？经营分析会是检查经营乃至战略的标尺。通过经营分析会，能够做到简单、有序地检查、落地，可以及时调整，不至于让战略、计划成为空谈。如果仅是通过年度会议来检查经营情况，往往很难真正检讨到位。此外，我们经常讲财务与业务要一体化，而经营分析会是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的核心动作，没有经营分析会，没有财务与业务的反复谁与分析，是不可能实现财务与业务的高度融合的。通过经营分析会，对月度经营工作进一步进行详细的部署和计划，推进相关责任部门的跟进执行，同时经营管理部门做好执行过程跟进，并在下个经营分析会上对经营结果、各项重点经营工作执行效果进行评估通报，从而实现闭环管理，真正确保战略落地，确保年度经营计划得到有效执行。
大一统时代的制宪原则
再看下面，“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里指的是孔夫子时代，也就是《中庸》产生的时代。当时，中国在制度上、文化上，已基本形成了“大一统”的模式。从那个时候开始，经过历朝历代的延续，一直到今天，这种“大一统”的精神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了。从古至今，为什么分裂不得人心、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就是因为早在先秦时代，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了。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子时代，中华文化的整体形态就已经具备了，就已经有了“大一统”的基本模式。因此，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凡是想要分裂国家、分割治理的，统统都不会长久，都会为后人所唾弃；而真正稳定和繁荣的时代，都是国家大一统的时代。《大学》《中庸》这一套学问所立足的现实，就是“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然由文王、武王、周公所开创的周代礼乐文化，到春秋时期衰落得很厉害，但是周代的这些典章制度，仍然为各诸侯国所遵守。车同轨，指统一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使车轮的轨道宽度相同；书同文，指语言、文字可以互通无碍；行同伦，指中国人所遵循的一套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完全是一样的。这些“大一统”的基本条件，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虽然已经有礼崩乐坏之衰相，但也不可轻易改变。为什么呢？下边就有进一步的论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虽然有天子的位置，但没有圣人的德性，不敢制订礼乐制度；即使有圣人的德性，但没有天子的地位，也不敢制订礼乐制度。刚才说过，礼乐制度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宪法。宪法乃是根本大法，不能随便动啊！美国制订宪法两百来年，至今也没有动几个字；英国从宪章运动到现在，宪法也没有什么变化。其它的宪政国家都是如此。宪法不能乱动，它是一国之根本。有位但德行不够和有德却没有位的人，都不能动这个礼乐制度。任何想要改动现存的根本制度的人，都要拿这把尺子量一量，看你在天时、地利、人和上，是不是达到了可以重新“作礼乐”的地步。所以，这一句“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堪称中国古代的制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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