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的转基因趋势已经不可避免。自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烟草问世以来,转基因技术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已有24种转基因植物获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已经上市的转基因农作物,除了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四大作物外,还有甜菜、木瓜、茄子、马铃薯和苹果等。其中,转基因玉米的种植国家最多,遍布六大洲,种植面积和产量仅次于转基因大豆。另外,包括水稻、香蕉、马铃薯、小麦、鹰嘴豆、木豆、芥菜和甘蔗在内的农作物,其上市研究都已经进入评估晚期。全世界转基因植物的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增长至2016年的1.85亿公顷,20年增长了110倍,超过地球上十分之一的耕地,大大超过了球耕地面积排名第一的美国所拥有的耕地面积。2016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达到了26个,排在前6位的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加拿大和中国。此外,尚有许多国家和地区进口转基因产品作为食用、饲料或加工原料。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转基因作物的研究,转基因作物育种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水平,转基因水稻研究处于国际先进行列。中国最早于1992年引进转基因烟草种植。目前中国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棉花、木瓜、白杨、番茄与甜椒等。当前,与其说转基因问题是事关食品安全的问题,不如说是转基因标识管理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政府,包括中国、美国在内,会让自己的老百姓吃上不安全的食品。特别是主粮,尤为慎重,比如转基因水稻,即使获得了安全证书,也未被批准在中国进行商业化种植。进口到中国的转基因玉米及转基因豆粕,都被严格限定为饲料用途。也就是说,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是安全的,问题是对于转基因食品要不要进行标识。如果要标的话,又应该怎么标?这些才是争议的焦点。2016年7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一项旨在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的法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该法案,这意味着将来美国消费者能知道他们的食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美国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和消费第一大国。转基因的棉花、大豆、玉米和油菜在美国的应用率均超过了90%。美国市场上70%~80%的加工食品含转基因成分。在此法案发布之前,美国政府并不要求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识,理由是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这个法案举世瞩目。如果美国真的执行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政策,那么将对世界各国的转基因标识管理政策有着重大的示范效应。有意思的是,美国国内的反转人士和挺转人士对这项法案的出台都不满意。美国有些州已经先行出台了非常严厉的转基因标识管理规定,现在都被一律废止,必须按照联邦的法律统一执行。该联邦法案规定,食品公司可以选择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进行标识:文字、转基因成分图示(将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或是链接到产品成分的二维码。美国农业部将有两年的时间制定具体的标识方案,包括决定含多少生物工程成分才算是转基因食品,以及相关执法程序等。不管该具体标识方案如何制定,基本能够确定的是,不会有严格的科学依据。联合国下的193个会员国,约有90个会员国有转基因标识法,但标准不尽相同:从美国的无需标识,到欧盟的0.9%、日本的5%、韩国的3%以上标识,以及中国的零容忍。这些标识的根据是什么?为何你要0.9%,他要5%,美国说不标识?没有一个科学家说得清楚。现有的转基因标识法的标识阈值基本都是含糊不清的。阈值=转基因成分含量/食品重量。其中的分母是某一转基因食品的数量,分子是这个食品中含有的转基因成分的数量。关键是这个转基因成分是什么。就BT基因玉米来说,这分子代表的是玉米中间产物(淀粉、糖浆),或者是Bt蛋白含量,还是折算回去的转基因玉米含量?没有科学依据,转基因标识法就无法执行。即使执行了,执行结果也会让人觉得荒唐得可笑。美国的争论也延伸到了中国。网络上一片混乱,有人认为这个法案的出台是打了方舟子的脸10,有人则认为是打了崔永元的脸11。为了预测转基因标识对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副教授马尔科·科斯坦尼格罗于2014年进行了一项模拟市场选择的情境研究。马尔科教授设置了两个试验组。第一组在一些苹果上贴了非转基因标识,其他的苹果什么都没有贴。第二组则在一些苹果上贴了转基因标识,其他的苹果也什么都没有贴。试验结果令人震惊。在贴非转基因标识的试验组中,人们愿意为了非转基因苹果多付39%的价格。到了贴转基因标识的试验组中,人们愿意为无标识的苹果多付94%。相比第一组,为非转基因苹果的支付意愿竟然增长了144%。为什么会这样?研究者的理解是,转基因标识会更多地引起消费者的负面联想,而非转基因标识则会引起正面联想。由于人们对于负面信息更为敏感,当标识为转基因时,人们也就愿意花更多的钱去避开它,选择没有标注的产品。强制标识的影响有多大?可以参考反式脂肪酸的案例。自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强制要求反式脂肪酸标识后,美国食品工业迅速做出反应,反式脂肪酸的使用率大大下降。尽管科学界对于反式脂肪酸和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截然不同,反式脂肪酸是“研究已证明有许多危害”,而转基因则是“诸多研究都得出了并无危害的结论”。然而,当转基因和反式脂肪酸一样要求强制标识,相信食品工业一定会同样迅速做出反应。毕竟,如果不考虑消费者反应,有很大可能遭遇商业上的失败。可以预见,转基因标识必定会深深影响未来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使用。对转基因来说,强制标识不仅仅反映了消费者目前的偏好,还将成为一种“自我实现预言”。越是标识,人们越是担忧,也越是愿意付费避开它。研究者还表示,如果在实验室中看到转基因标识就能引发消费者态度变化,那么在现实里,政府强制、媒体宣传、周围人态度三者合力,消费者态度可能会变化更大。人们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是抱有警惕之心,尤其是在涉及食品时。大量的食品丑闻在不断消耗着民众对于商业公司和监察部门的信任度。因此,人们总会下意识地从周围寻找关于食品安全的线索,无论这线索是来自网贴、朋友圈,还是贴在食品上的强制标识。马尔科教授的研究结果,并不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早在2002年3月,为了抵御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转基因大豆大量进口,中国农业部就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中国食用油市场在转基因强制标识后的表现,已经验证了马尔科教授的实验结论。
防错管理规定1.目的为防止制造不合格产品而进行的产品和制造过程的设计及开发,规定了防错装置设计和使用的关键要求,使操作者从错误中解脱出来,消灭失误,实现零缺陷生产,集中精力增值的操作。2.适用范围防错适用于以下情况:2.1新产品设计阶段考虑防错。2.2现有制造过程的防错控制。2.3纠正/预防措施的策划和实施过程。3.定义3.1防错:又叫防呆,顾名思义就是防止呆笨的人做错事的一种方法,是一种一经采用,错误就不会发生,可以消灭错误,或将错误发生的概率减至最低程度的科学方法,它能在缺陷产生前发现错误或缺陷产生时能及时发现与分离出错误。3.2防错标准样件:又叫边界样件,是指通过防错装置时能证明不符合操作或者能被探测出的不合格产品,专门用于检测生产线的防错装置。3.3备份模式:也称备用方案,是指防错装置失效后,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为保证正常生产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如100%的人工检测;使用其他替代性的检验工具等。4.职责4.1产品实现策划时:工程师和各车间部门经理负责组织包括工艺、制造、采购、质量、市场、供方和顾客代表组成的项目小组进行防错设计。4.2产品设计(包括设计变更)时:工程师和各车间部门经理负责组织包括工艺、制造、售后服务、质量及可靠性等方面的小组及与设计有关的上游和下游部门组成的小组进行防错设计。4.3过程设计(包括设计变更)时:工程师和各车间部门经理负责组织包括制造、售后服务、质量、供方等人员组成的小组进行防错设计。4.4安全防错装置由设备部及制造部门负责设计。4.5质量部和工程部负责对防错应用的确认和审核。5.工作程序5.1开发阶段防错装置的设立5.1.1在产品开发的初期,依据类似产品的经验(产品不合格报告、顾客意见和抱怨、服务中反馈的信息、市场调研的信息、管理评审中的信息、质量体系审核中的信息收集产品存在的问题)、同类厂家的设立情况等来考虑防错装置的设立。原则上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应考虑设立防错装置:●涉及性能、安全方面的;●风险系数和严重度高的;●左右件的防错;●关键特殊特性优先考虑防错装置的使用。5.1.2在设计和设计验证阶段,防错是DFMEA和PFMEA的关键输出。5.1.3所有在设计和设计验证阶段输出的防错应整合到控制计中,并在批量生产阶段被严格执行,同时对其可靠性进行确认。5.2防错作业指导书5.2.1工程部门应为每个防错装置制订详细和清晰的《防错确认指导书》,作业指导书应包括:●防错装置的编号(与控制计划对应);●工作原理;●检查方法;●检查频次;●出现失效情况下的备用方案。备用方案应包括:a.100%人工检验;b.100%检查过的特性进行视觉标识(在产品标签上说明);c.应保持应用备用方案时的相关记录,以便于追溯;d.备用方案由工程部门确定,品质部门确认。备用方案下生产的零件应能确保所生产的不合格零件不流入下道工序;e.备用方案的关键点必须在防错标识牌红色的一面简单而清晰的展现出来;f.防错装置失效后所采取的措施应在防错验证记录表中记录(包括产品和防错装置的处理措施)。5.3防错标准样件的管理检查防错装置的通用做法是使用防错标准样件,也称为边界样品来证明不符合的操作或者不合格的产品能够被探测到。标准样件必须:●由工程部门和品质部门共同确认;●正确标识(标准样件上必须标明零件名称和其应用的设备);●与正常生产的零件清晰地区分(用红油漆标识,张贴标签);●应进行定置,并做好防锈工作,存放于防错装置附近的位置,方便作业者存取,有环境要求的,应按要求予以保存,使用部门做好标准样件的日常维护;●品质部门应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标准件满足防错的要求;●品质部门建立防错标准样件清单。5.4防错的使用5.4.1每个作业者应按防错作业指导书的要求,经过防错的培训。培训包括防错装置的使用和失效后的应急措施。5.4.2作业者按照规定的频次,正确地检查防错装置,一般是在首件检查、模具更换和设备维修后。必要时,应使用防错标准样件检查防错装置是否有效。5.4.3采用防错标牌标识防错的检查结果,并张贴在工位附近,防错标识牌见附件一。5.4.4防错验证合格后方能继续生产,同时应按《防错验证记录表》做好记录,并将防错标识牌翻到绿色面。5.4.5应确保防错装置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如果防错失效,操作工应采取以下措施:●立即停机(作业者有权停止生产);●将防错标识牌翻转到红色的一面;●向班组长汇报,可使用班组QRQC;●上次防错装置验证有效之后的产品应全数检查,并做好记录。5.4.6班组长和品管员应做好防错的日常确认和审核工作,包括防错装置是否有效、作业者是否对防错装置避而不用。5.5防错的审核5.5.1工程部根据DFMEA和PFMEA的设计输出,以及制造现场防错装置的设立,形成产品和过程防错装置清单。在新产品进行首次批量时,品质部门应对控制计划中的所有防错装置进行一次。5.5.2在用的防错装置进行审核的频次按下表,并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其中作业者、班组的审核按照《防错验证记录表》进行检查,品质部编制《防错审核检查表》,进行专项审核。防错审核也同时列入分层审核检查清单。检查,确保控制计划中所有的防错装置都应用到了相应的生产工位上面,同时确保防错装置有效。5.6防错的持续改进5.6.1顾客抱怨、售后索赔、退货发生后,为预防问题重复发生,应该优先考虑防错。在应用防错后,工程部门需要更新控制计划和PFMEA,并将其经验进行总结和横向开发。FMEA、控制计划、作业指导书三者应保持一致。5.6.2防错也可能是在批量生产阶段开发的。相关部门应不断审视和更新PFMEA,以使得检验工作的负荷降低到最合理的水平。如:尽量避免人工检验,最好的做法是每个工位人工检验的项目不超过3个。6.相关文件无7.相关记录防错装置清单
战略定位策划者要有“道行”,这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深入地分析。所以,我认为一个策划人必须熟知“七合一战略定位法则”的七个方面,必须通晓道行。只有通过七个角度的观察,才能够全方位地观察事务,进而了解项目、委托方和市场。所谓“道行”,其实也可以说成是“格物”。所谓“格物”,指的就是要了解万物,要领悟日月星辰和宇宙定律。通过观察并研究万物进而发现隐藏其中的东西,再将其归结在一个框架之内,在商业上表现为要遵循市场运行的规律,在城市与商业地产策划上表现为要遵循市场运作的法则。如遵循“七合一战略定位法则”会形成某种东西。就城市与商业地产而言,形成的就是“味道”,一种被需要的“味道”。注明:格物,意为探究事物的道理纠正人的行为。“格”在此有“穷究”之意。《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乃儒家专门研究“物之理”的学科,后失传。格物为儒家认识论方法论的重要问题。由于城市与地产的特性就是跟土地打交道,强调的是“接地气”,但不是形式上的“接地气”,而应该是与自然达成一种平衡的状态。所谓的战略定位策划其实就是“接地气”的策划。那么,这就有必要对阴阳五行进行一番研究。经常会有人问我:“中国的阴阳五行在堪舆中有实际应用的价值吗?”我的回答通常是:“有,北京的紫禁城就是在堪舆学说的基础上而建造的。”可以说,在现代规划理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古老的堪舆学就是当时的规划学。在此不一一罗列。
但凡老板,公布各种销售政策时基本都会对商品的实际成本有所保留,无论是对公司员工还是合作伙伴或下级经销商,老板一般都不交实底。2006年我们因业务发展需要在北京周边的一个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分公司是采取收购当地一个合作伙伴部分股份,我公司派驻骨干员工的形式开办的,当地合作伙伴公司的老板马总继续当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由于对方是一个成熟的赢利企业,所以不用担心新开公司第一二年会赔本的问题。当初合作时大家商定:分公司作为我公司所代理某项产品在当地唯一经销商,享受我公司从厂家进货相同底价及同样的各类促销政策,接受总公司各类业务指导,年底分公司利润双方按股份比例分红。一切走上正轨之后,我将与分公司合作的各项业务交由公司管理渠道的副总经理老何负责,直到年底,相安无事。第二年,矛盾出现了。由于分公司从总公司进货需要开增值税票,而且每次都需总公司派车将货物从厂家库房提出后送到货运公司再发至分公司所在城市,这就会产生很大一笔税务和物流的费用。老何考虑到费用没地方出,于是在新的一年给分公司发产品报价及厂家政策时暗自留了2%。没有不透风的墙,分公司马总在这行业里经营多年,与全国各地经销商都有联系,不到一个月,就看出了老何所提供的销售政策有问题。在一次厂家的销售会议上,马总找老何对质,老何当然极力掩饰,两人几乎翻脸。马总对老何彻底失去信任,直接找到我,提出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双方无法继续合作。我好言安抚,将与厂家签订的本年度代理协议原件和盘托出,同时将从厂家库房提货及发货的费用、资金占用费用、仓储费、开发票所需交的税等详细列了个清单逐一计算,总费用计算结果大致为流水的2%。马总看完后心里顺了气,坦言只要在厂家销售底价及政策上对他不加隐瞒,这2%的费用他完全能够理解并接受。我接着承诺利用双方合作销量大的优势向厂家申请争取更多额外的销售支持,一定让分公司享受到比自己单独从厂家进货更优惠的价格及政策。马总满意而归,一场纠纷烟消云散。我想:其实合作伙伴所要求的只是一个知情权,一个平等了解厂家真实销售政策的权利,任何事情只要讲明不加隐瞒,双方合作起来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在通讯极其发达的今天,几乎很难保守什么秘密。那种城南布头便宜两毛城北半个月不知道的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只要不涉及个人隐私不影响公司根本利益,我公司各项事务基本都是透明的。商品的底价向所有业务员公开,只是事先向他们说明物流仓储税金等各项费用的计算摊销方法,公司规定出销售最低价,其他一概由业务员自己做主,这样不仅增强了员工与公司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且简化了很多销售决策中间环节,提高了反应速度。
时间:4月27日周日晚19:30专家:王春强,资深企业管理咨询顾问、组织与管理变革专家。超过20年一线实战经验的资深企业管理咨询顾问和组织管理专家。服务近百家企业,横跨20多个行业。咨询领域覆盖战略规划、组织变革、流程再造(BPR)、人力资源、研发(IPD)、供应链(ISC)、销售、内控等企业管理全域。深度参与华为ISC、IPD、ERP等关键变革项目,奠定管理咨询职业基础。创办管理咨询公司,聚焦流程与组织变革、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跨行业、跨类型企业服务经验。曾任大型手机制造企业执行副总兼COO,具备甲方视角和运营管理实战经验。著有:《规则定成败:突破中国式管理死弯》《管理:以规则驾驭人性》《打造集成供应链:走出挂一漏十的改善困境》《不读韩非子,怎么当老板》。 主持人:张本心,识干家(博瑞森图书)创始人&总编辑,22年管理图书策划出版经验。在企业管理的复杂领域中,规则、权力与文化观念犹如三驾马车,共同驱动着员工行为,影响着组织的运行效率与发展走向。但它们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又如何相互作用、协同发力?一、“势”的概念解析“势”是理解规则、权力与文化观念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的关键概念。站在受众(如企业员工)的角度,“势”是基于某种定向的利害计算而做出的预期。用公式表示就是“如果a,那么b”,其中a代表行为b代表利益,即人们会根据自身行为对利益增减的判断来决定行动。比如公司规定迟到罚款10元,对于在乎这10元的员工来说,为避免利益受损,就会尽量不迟到;但对不在乎的人而言,可能依旧会迟到。这说明“势”因人而异,同时“势”的强弱还与从a到b实现的概率有关。若做出贡献获得奖励的概率只有60%,那么“势”的势能就会降低;若做坏事被惩罚的概率低,做坏事的情况就可能增多。用公式表示,势能等于相关利益的度乘以实现概率。二、“势”的三种表现形态(一)规则:行为的利害计算公式规则的本质是一种利害计算公式。英国政府向澳大利亚运送犯人的故事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起初,英国政府租用民间船只运犯人,采用离岸结算,按人头付费,导致船长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忽视犯人死活,死亡率极高。后来改为到案结算,根据抵达澳大利亚的犯人数量和健康状况付费,船长为保证自身收益,开始重视犯人存活和健康,死亡率奇迹般下降。这一转变仅仅是改变了规则,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因为船长在新规则下,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了不同的行为选择。再看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政策。之前的生产队模式下,集体种地,按人口分配,个人投入产出不成正比,还存在搭便车心理,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包产到户后,农民拥有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除交公粮外,剩余产出都归自己,农民为增加自身利益,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粮食总产量急剧上升。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规则无论是激励还是惩罚,都只是手段,目的是改变人们的行为。国家法律、企业规则皆是如此,通过设定利益标的,让人们进行利害计算,从而引导行为。企业中的规则可以分为三类:1.奖惩型规则-需要代理人:这是最常见的规则类型,如迟到罚款、拾金不昧奖励等。它构成一个完整的“规则环”,明确表述了“如果a,那么b”的关系。但这类规则的落实需要组织代理人进行评估,而代理人可能会出现问题,影响规则的公平公正执行。比如企业中各级管理者作为代理人,若不能公正执行规则,就会引发员工不满。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一定程度上就是考虑到代理人可能产生的负面问题。2.利益内置型规则-不需要代理人:这种规则不需要组织额外评估,规则颁布后,当事人的利益能直接得到保证。像英国政府运送犯人结算方式的改变以及包产到户政策,都属于利益内置型规则。在企业中,这类规则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最好的规则,其生命力强大,只要受众意识到其中的利害计算,就能自觉按规则行动。3.规范性规则:企业中数量最多的规则类型,典型的如各类流程(IPD流程、LTC流程等)。按照“势”的定义,流程本身不算完整的规则,因为它通常不涉及奖惩。流程的推行需要依靠多个层面的力量:管理者的直接参与,他们在流程推行中起着关键作用;流程审查和监督,一些大企业会设立专门的流程审计部门,对流程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员工的观念认同,若员工认可流程变革,认为其对自身有益,那么流程就能更顺利地落地。此外,好的流程能够带来更高的绩效,使员工获得更高收入,虽然这不是直接挂钩的,但也是流程落地的一个间接闭环。企业在设计规则时,必须站在受众(员工)的角度思考问题,明确规则覆盖人群的利益诉求,这样设计出来的规则才更具有效性。否则,盲目照搬其他企业的规则,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规则落地的“一口气”:在规则落地方面,以女娲造人吹一口气赋予泥人生命作比喻,规则也需要“女娲娘娘这一口气”。从激励和惩罚两个角度来看,惩罚方面有“杀一儆百”,通过对违规行为的严厉处罚,让受众确信违反规则(触发a)必然会带来相应后果(b一定到来),从而保证规则的权威性;激励方面如商鞅城门立柱,通过兑现承诺,让人们相信遵守规则(触发a)就能获得利益(b一定到来)。企业制定新规则、新制度时,让受众确信规则的权威性,保证从a到b的实现概率,是规则有效的关键,否则规则就只是一纸空文。(二)权力:模糊的博弈结果权力也是一种“势”,以《水浒传》中牛二的故事为例,牛二在其所在区域横行霸道,吃水果不给钱,别人也不敢索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得罪牛二(a)就没好果子吃(b)。这表明权力是通过反复博弈形成的。与规则相比,权力从a到b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得罪牛二,他可能只是打你个嘴巴,也可能折你一条腿。权力的来源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七种:1.混沌状态下博弈的胜出者:像中原逐鹿,各方势力经过激烈博弈,最终胜出者获得最高权力。如刘邦在秦末群雄并起的局面中脱颖而出,成为最高权力者。2.合作中做出贡献被推举:如《西游记》中,孙悟空率先跳入水帘洞,为众猴找到安身之所,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被推举为猴王。在企业中,几个合伙人创业,其中贡献大的人往往会获得对其他合伙人的权力。3.文化认知加持:在饭圈文化中,明星凭借自身魅力,获得粉丝的追捧和崇拜,粉丝愿意为明星付出,明星对粉丝就拥有一定权力。这是基于文化认知形成的权力。4.基于契约产生: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特朗普通过选民投票当选总统,基于契约获得了相应权力。这种权力是通过选举契约赋予的。5.依靠传承:在古代,皇帝去世后,嫡长子通常继承皇位,西方王室也有类似传承制度。在企业中,第一代企业家的儿子接任总经理、董事长等职位,也是基于传承获得权力,当然这背后也有文化观念的认同。6.资源换取:企业老板拿出资金创办企业,招聘员工,员工为获取工作机会和报酬,让渡部分权利给老板,老板凭借掌握的资源获得权力。7.组织任命:企业中各级岗位大多是通过组织任命产生,如任命VP、总监、经理等。但组织任命的权力并非仅仅依靠一纸任命书,同一个岗位不同人来做,权力大小可能不同。因为权力的本质是受众认为你能影响他们的利益,所以管理者还需要通过与员工的互动博弈,展现自身能力、人品等,才能真正树立起权力。规则与权力的关系:在企业应用中,规则与权力本质都是“势”,但展现形态不同,它们具有一定的替换作用。可以用一个矩阵来表示二者关系,数轴分别为权力和规则,往左上方走是“人治”(依靠权力),往右下方走是“法治”(依靠规则),企业追求的是二者结合的中庸状态,即规则给定一个空间,权力在这个空间内施展。比如企业采购引入合格供应商的过程,如果完全由采购总监一人决定供应商能否进入,这就是典型的“人治”,容易出现问题;而华为建立了完善的采购体系,有明确的供应商导入标准和程序,如三节九步,这就是用规则来约束权力,采购总监不能随意决定,必须按照规则进行评估,最后再做决策。但完全依靠规则也存在问题,因为现实情况复杂多变,规则可能无法全面覆盖,所以需要在规则和权力之间找到平衡,用规则圈住权力,同时给予权力一定的自主裁量空间。(三)观念(文化观念):影响行为的深层力量为了将观念纳入“势”的范畴,需要对“利害计算”进行广义理解,即广义的利益包括人的价值观和信仰。例如文天祥拒绝元朝的高官厚禄,选择以死明志;陈宫在曹操的对立面选择赴死;伯夷、叔齐认为周武王以下犯上,不食周粟,活活饿死。这些历史故事都表明,价值观和利益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为了价值观而放弃物质利益。观念作为一种“势”,通过三个路径起作用:1.作为特殊利益支配行为:价值观和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能够直接支配人的行为。在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党人怀揣着对理想的信仰,不惜牺牲生命参与起义。宗教信仰也能让人按照教义规范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遵循教义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或回报。2.影响利益观:利益具有主观性,观念会影响人们对利益的定义和认知。不同员工对利益的追求不同,有的更看重加薪,有的则更在意升职。在企业变革中,同样的利益共同体,如商鞅变法时秦国的老贵族、维新变法时满洲贵族,由于观念差异,对变革的态度截然不同。这说明观念会影响人们对利益的判断和选择。3.影响推理逻辑:观念会影响从a到b的推理逻辑,即“审例逻辑”。民间传统观念中“积善行德来世会有福报”,这就是一种观念构建的逻辑因果链。在企业中,这种观念同样重要,比如员工认为努力工作(a)就能获得晋升机会(b),基于这种观念,他们会努力工作。观念一旦形成“势”,其力量是巨大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因为它不需要外部监管,人们会自觉按照观念行事。以伊斯兰教不吃猪肉为例,在马来西亚,即使没有监管,伊斯兰教徒也很少违规,这就是观念的强大力量。从企业角度,两种方式塑造或利用观念:1.价值定义权:组织将特定行为和精神利益绑定,传递给员工特定的观念。商鞅变法时提倡耕战荣耀,种地和打仗的人身份高贵;华为提出“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跌倒爬起来的人就是圣人”,将奋斗、坚韧等行为与精神利益相联系,影响员工的价值观和行为。2.因果解释权:组织拥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权,通过阐释逻辑链条来影响员工。华为的“不让雷锋吃亏”,就是向员工传递一种公平的观念,让员工相信踏实工作会得到回报,从而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管理层的实际行为才是“真文化”:但企业在塑造文化观念时要注意,真正的文化是员工通过观察管理层的行为形成的,而不是仅仅看墙上贴的章程。如果企业墙上写着“论功行赏”,但实际升迁的却是给领导提供情绪价值的员工,那么员工就会形成与墙上章程不符的“真文化”认知。所以企业要注重实际行为与所倡导观念的一致性,才能塑造出有效的文化观念。三、规则、权力、观念在企业管理中的综合运用(一)“三势共振”在企业管理中,规则、权力和观念是支配员工行为的三个主要途径,这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企业应构建一个“三势共振”的管理体系。规则是基础,如同韩非子“法术势”中“法”是基础一样。企业首先要明确价值分配体系,也就是激励机制,这是关乎员工利益的核心内容。对于企业来说,薪酬奖金、股权等利益分配方式是规则的重要落脚点,即使是小公司,也必须把这些核心利益分配问题理清楚,因为它们对员工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权力是杠杆,企业老板需要分权给管理者,利用管理者的权力推动工作。在当前阶段,虽然未来AI可能会取代中层管理者,但至少目前还无法实现,很多工作仅靠规则无法完全覆盖,需要管理者根据具体场景灵活运用权力。观念是根本,当企业在员工观念中建立起所期望的观念时,企业就能坐享其成,无需投入过多管理成本。员工会基于这些观念自觉行动,实现企业的目标。(二)三重境界从规则、权力、观念组合的比重不同来看,企业可以分为三重境界:1.权境:在这一境界,企业主要依靠权力来支配员工行为,员工对企业是权力服从。这是企业最原始的阶段,管理方式较为简单粗暴,“我让你干啥你干啥”,员工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2.利境:企业通过规则将员工行为与利益紧密挂钩,形成利益共同体。员工基于自身利益,会自觉去做企业希望他们做的事,达到利益自觉的状态。能达到这一境界的企业已经比较优秀,但在市场中仍是少数。3.念境(信念境):这是企业的最高层级境界,企业依靠共同的信念和观念,让员工达到观念自觉。在这种境界下,员工无需权力安排和正式规则制度的约束,就会自觉按照企业期望的方向行动。华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华为员工对流程的高度认同,使得他们在工作中自觉以流程为中心,无需过多解释和督促。 (三)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在社会和企业中,规则、权力和观念常常以各种组合形式出现。国家法律体系就是规则和权力的结合,法律条文是规则,执法者的执法行为则体现了权力。儒家治国时将儒家观念融入法律,把道德性和合法性合二为一,如守孝制度,从道德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企业中的首问负责制,既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观念,又通过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权力也会引导观念,企业管理者可以利用权力引导员工树立符合企业发展的观念。四、总结与展望本次直播深入探讨了组织管理中规则、权力与文化观念的底层逻辑及其相互关系。规则是行为的利害计算公式,权力是模糊的博弈结果,观念是影响行为的深层次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企业管理的底层逻辑。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这三者的作用,以规则为基础,合理运用权力,塑造积极的文化观念,实现“三势共振”,构建高效的管理体系。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理解这些底层逻辑至关重要。只有深入理解,才能避免管理流于表面,制定出更符合企业实际情况、更有效的管理策略。在未来的管理实践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管理方式也会不断演变,但这些底层逻辑始终是管理的核心。其中部分思想可以参考我的《管理:以规则驾驭人性》这本书,希望企业管理者能够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按现象学的理解而把人类哲学视为人类知识的“考古学”的话,那么对人类哲学史的考查首先就应起始于人类词源学的考证,也即起始于之于人类文字典故的发现,因为作为“元知识”的词源学的学说乃代表了人类知识之真正的勾隐索玄、人类知识之真正的原典。而一旦我们把词源学的考查视为中国哲学史考查的起点,我们就会蓦然发现,中国哲学中很多最具原创性、终极性的概念,实际上无一不与人的身体有着不解之缘:诸如“大”、“太”、“天”、“元”等文字,在甲骨文中皆作为象形字取象于直立人之身形。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表明,中国古人是以一种“依形躯起念”的至为直观的方式构造其终极性理念,从而不是抽象的意识而是具体的身体乃是其心目中真正的万念之源。  身体一旦被彰显为本体论意义的大写的身体,由之还导致了我们对中国哲学历史这样一种全新的发现,也即被中国古人推为上古之书的《尚书》,以其特殊的地位可被视为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史的真正开山。这不仅由于《尚书》是对古人人身的躬行之道的最早的纪录和反思,而且还由于《尚书》通过对中国古代终极性概念的“天”的“身体性还原”,一种之于身体的宗教性崇拜破天荒地被其提到了议事日程。故我们看到,从“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这一“慎终于始”(《太甲》)的原则出发,《尚书》在强调“其集大命于厥躬(身)”(《君奭》)、“天之历数在汝躬(身)”(《大禹谟》)的同时,第一次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提出了“慎厥身”(《皋陶谟》)、“祗厥身”(《伊训》)、“修厥身”(《太甲》)的思想,从而标志着以“宗身”为旨的这一中国特有的哲学传统的历史性奠定。与之相偕而来的是,中国哲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身体性理念都可在《尚书》中发掘到其思想种子。例如,尧“厘降二女”以“观厥刑”(《尧典》)的故事乃是古代“刑于寡妻”的“夫妇伦理”的历史原型,舜的“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益稷》)的谆谆教导则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时机主义”的最早的推崇。除此以外,我们在《尚书》中还看到古人对“礼”与“貌”的强调,对“亲”与“孝”的提撕,对“睦”与“和”的尊崇,对“道”与“德”的首肯,对“行”与“事”的推重。凡此种种表明,尽管《尚书》的成书年代业已斑驳难考而渺焉不清,但由于其之于身教如此突出的原教旨的色彩,以至于殆可断定正是《尚书》开出了中国古代身体主义哲学思想的先发之鸣。  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周易和周礼的推出则意味着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黄金时代的到来。正如此处的“易”包括后出的《易传》那样,此处的“礼”亦涵摄后出的《礼记》。虽然《传》和《记》并非出自周人之笔,但在这里我们依然姑且可使之隶属“周易”、“周礼”,在很大程度上把其看做是对周人思想的记录和诠释。周易的身体哲学的既深且巨的意义首先在于,从“近取诸身”出发,其把身体及其行为作为宇宙之发生的原点和起源,从中构造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这样一种“根身显现”的动态的宇宙论模式。在这里,“太极”的本体即人的身体,“两仪”的天地乃人立身之所,“四象”的四方即人身行为的取向,“八卦”的卦象不过是人身践形的形象。与此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一身体本体。使周易把这种宇宙的发生构成与人身体生命自身的发生构成打并归一。这不仅意味着宇宙之道的发生作为男女之感的产物而具有鲜明的性感色彩,而且意味着宇宙万物都“天下为一家”地被比象为作为放大的身体的“家”的成员。在周易中,前者可见之于所谓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一阴阳交感的思想,而后者则可见之于《说卦》中把天地、雷风、水火表述为父母子女的观点。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周易这样一种不同凡响的发现:正如经由男女之感可以使人的身体世代相生一样,在阴阳相交中形成的宇宙之道亦是一生生不已的历时性过程。此即周易宣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宣称“知几其神乎”而对所谓“时机”的终极性规定的彰显。对于周易来说,“时机”之所以为其终极性规定,恰恰在于“时机”像日往月来的“天纪”一样是那样的不可逆转、不可改变,恰恰在于日月与生命同辉,“时机”即为身体之得以可能的“生机”的真正体现。  如果说周易主要宗旨在于其从身体出发构建出世界图式的话,那么周礼主要宗旨则在于其从身体出发推衍出社会伦理。与周易互为呼应,周礼中身体哲学的特性亦可展幅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一如《礼记》所谓的“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左传》所谓的“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昭公二十五年》)所云,周礼通过一种“反求诸其身”的方式,把社会伦理返本追源地还原为每一个人亲履的身体。此即《礼记》中所谓的“敬身为大”(《哀公问》)以及“君子之道本诸身”(《中庸》)这一周礼的至上宗旨的推出。其次,在此基础上,周礼又从身体的发生机制导出社会伦理的发生机制,其结果是,一方面,“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礼记·中庸》),社会伦理被视为发端于“夫妇伦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由此而被看作是经由夫妇结合而形成一温情脉脉的“宗法共同体”或“族亲共同体”,从中导致了周人臻其完备的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家邦合一的国家模式的产生,还有“以爱释德”这一德性原则在先秦的确立。最后,这不仅意味着周礼业已把伦理与生理融为一体,而且同时意味着其不是从共时性的理性规定,而是从历时性的生命行程出发捕捉人类伦理的意义,从而正如《礼记》中“礼时为大”(《礼器》)所表明的那样,“时宜”被视为人类伦理的最终规定,人伦之理和“与时偕行”的生命之易理已无从区分、一气相通了。  接续周易和周礼,孔子的儒家学说亦可目为一种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回归身体的学说。翻开《论语》一书,无论其观点其内容是如何丰富的难以穷尽,然举其要者,可一言以蔽之为“反求诸其身”。什么是孔子的“仁”?“仁”即所谓的“能近取譬”,也即由自己最切己的身体出发,没身处地,由已推人。什么是孔子的“道”?“道”即所谓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也即严格要求自身,而非一味地苛责于他人。什么是孔子的“学”?“学”即所谓的“学而时习之”,这里的“习”并非之于文本的温习,而是“身实习之”之“实习”。什么是孔子的“思”?这里的“思”并非是好高骛远之“思”,而是“切问近思”之“思”,也即“吾日三省吾身”这一对人自身的返躬自问。  因此,孔子所谓的“为己之学”的“己”乃是亲身的自己,孔子所谓的“人能弘道”的“人”亦非他人的“人”而是出于自身的“人”。也正是拔本塞源于人自身的身体,才有了孔子所谓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之说,才使孔子之所以罕言性与天道并敬而远之于鬼神。同时也正是由于身体被置于视域的中心,才使孔子如此敬慎恐惧于视听言动,主张人的一切行为举止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地一以礼为准;才使孔子如此痴心不改于“刑于寡妻”、“孝悌为本”,而一心独钟以身体血缘为其纽带的“家庭伦理”;才使孔子一方面如此力倡“讷于言,敏于行”而推重身之躬行,另一方面又如此坚持“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主张勿必勿固地在历史的境遇和时机中从容自如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故孔子学说既先发其覆地开出之于周礼的  “复礼”之说,又尽发其覆地而为中国古代身体伦理学的金声玉振的集大成者。  孟、孔并称。孟子之所以和孔子同为先秦儒学之翘楚,乃在于孟子对于孔子这种身体主义的学说既有承继又有发明。这种承继表现为,上续孔子,一种身体本体的思想在孟子的学说中被得以进一步的坚守和肯定。所谓“反身而诚”,所谓“守身为大”,所谓“以道殉身”,所谓“汤武身之”无一不为其明证。而这种发明则表现为,与此同时,这种身道又被激进而深入地向社会的治道和宇宙的天道推进。从前者出发,形成了孟子所谓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以及“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同上)这一身国一体的学说;而从后者出发,则为我们推出了孟子“形色”、“天性”不二的所谓的“践形说”,还有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一“大丈夫”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所处的时代,为其念兹在兹的那种经邦治国、顶天立地的身道其实早已在现实社会中分崩离析。这一无情的事实虽并没有使孟子放下身段屈学以阿世,但却使孟子另辟蹊径地“退藏于密”,也即开始从内外一如的“身”退隐于内在化的“心”的领域,遂有孟子“尽心知性”以及作为仁义礼智“四端”的“四心”的推出。对于孟子来说,不仅“心”以其千古不磨、万劫不移而可以为“身”提供内在的根据和坚定的支持,而且也正是在“心”这一一隙之明里能使我们窥到古人身道的复兴的契机。我们看到,这种“以留人心之一线”,使孟子被后儒得以特殊的礼遇,并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而为宋明的“心性”之学的崛起埋下了深深的历史伏笔。  在先秦之际,在古代的身体性哲学之中,除了上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之外,亦出现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尽管老子提出“贵大患若身”,认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然而细绎其意,此处老子所谓的“身”乃“以我观身”的那种业已遮蔽的“肉身”,而非“以身观身”的那种作为身本身的“道身”。而后者的这种“道身”不惟不为道家所菲薄而且恰恰为其备受推崇。这种对身体本身的推崇除了明确见之于老子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提出外,几乎众论所归地成为其整个论说的主旨。例如,在道家学说里,其对“和光同尘”、“功成身退”的鼓吹乃是旨在明哲保身,其对“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的致诘和对“以身为殉”的揭露代表了对身体异化的最早的抗议之声,其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不过是对男女生成之道的又一重述,而其所谓的“物壮则老”、“吾以观复”则可视为之于身体作息律之明申。然而,这种与儒家身道的同旨却难掩儒道两家的分歧。而这种分歧表现为,如果说儒家之于身体的立论更多的是以社会伦理为其纲维的话,那么,道家之于身体的立论则更多的是以自然宇宙为其畛域。这种之于社会身体和自然身体的不同侧重,同时也决定了儒道两家在身体性别上的分歧:如果说儒家的身体更多地代表了一种男性化的身体的话,那么道家的身体则更多地代表了一种女性化的身体。与儒家崇阳、崇刚、崇强、崇动、崇进的男性话语相反,道家则引领着一种尚阴、尚柔、尚弱、尚静、尚守的女性话语。无疑,这一儒道两家性别差异之破译,无论对于中国哲学还是对于整个人类哲学来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是以一种更为本源的身体语言对中国哲学“儒道互补”之谜的真正索解,而且还使我们由此发现道家学说尤其是老子的学说既为人类“女性主义”学说的真正鼻祖,又从中大音希声地最早开出了人类哲学之于男权话语、父权话语批判的宣言。而男女两性之所以尚能在中国古代“家”的生活中顽强地维系着一种互为消长的动态的平衡,中国文化中之所以既有后儒的男尊女卑的“从一而终”,又不失有曹雪芹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红楼之梦”,老子实居功伟矣。这也不正表明,后人将老子的学说或视为一种男性社会所热衷的“权谋”,或视为一种与无身无性的佛学同旨的“异端”,此乃为中国哲学史上最张冠李戴,也最莫须有的千古奇冤吗?
前面说过,老子的思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传抄、议论于周王室、诸侯国的国君、大臣,而且老子也听到他们对他主张的反馈,也就是这一章感叹的,那些人都对老子的话不理解,认为不好做。估计是听得多了,老子才会发出这种深深的感叹,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言有宗,事有君,这两句话,承上启下,是对不理解他的人的一种责备:我的话都有根据,你们却不听;我说的事都很靠谱,你们却不去做。反而说什么不易知、不易行,这都是无知嘛!老子接着感叹,就是你们这些无知者,才是不理解我的人。所以说,能理解我的人是很少的,能遵照我说的去做,那就更是比稀少还显得宝贵了。怎么办呢?圣人岂不是无知的人只看到的穿着粗陋的外衣,却不知绝世美玉揣在身上吗?不要说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哪个不是被褐怀玉呢?扩而言之,中国历史,自屈原而下,至贾谊、至嵇康、至李白、至苏轼、至李贽、至郑板桥、至徐渭、黄公望、八大山人,都存在着一种中国式的文人悲剧:被褐怀玉的孤独,或怀才不遇的感叹。在中国艺术中,这种现象更突出。因为被褐怀玉,这些诗人、文人、画家都将其身世之惑、生活之感、知遇之情全部投注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些作品也因此超越他们的肉身而不朽。被褐怀玉、怀才不遇,在商业为尊、成功导向的发展阶段,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自命清高的人格缺陷。当今学而优则富、不学无术也富的成功者,与传统中国学而优则仕、通过考试跳过龙门变成官僚的学子,其思想境界还是在一个水平,不是因为官本位变成钱本位就有了本质的不同。一个时代,乃至一部绵延3000年的中国历史,需要有特殊才华的人(以下简称“才人”),必然怀才不遇、必然见忤于世、必然当时困厄、必然屡经患难,才能创作出传世作品,这不是个人的人格缺陷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历史的悲哀、族群的悲哀。乔治·萨顿说: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当我们看到莫扎特因为贫穷而被欺负、窘迫,死后都买不起棺材,草草下葬,怎能不感到人世的不公!如果社会的进步,让有才之士可以享受现世的荣华赞誉,这将是历史的进步,时代的进步,甚至意味着族群的进化。从历史的眼光看,真正的“才人”只有两类:一类既获得当世赞誉,富贵权力,又能留下千古作品,如曹操、晏殊、王安石等;一类是当世坎坷,后世留名,如前面所述诸人。在中国历史上,后一类人,看来更多些;即使在前一类人里面,才情与作品,也不是权势富贵的敲门砖,而是权力财富的装饰品。于是,我们窥见到一些历史的真相:才华与权力富贵之间的关系,可能大概率是不相关,小概率才是有交集的。以才华而干政求富贵者,恐怕难免屈原、贾谊之遇。即使近现代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依然是同样命运。如此,以“才性”论成功者,可能都是指鹿为马:成功的大概率可能,与才性无关,非为今日,自古而然。若有才是成功之本,就不能解释“刘项原来不读书”是中国式开国帝王的起源。其他的成功因素如道德、性格、仁义、真诚等等,皆非成功的驱动力,而是成功者身上的一个装饰物。这个饰品符合当世的主流价值,就会被认为是楷模;如果与当世价值观不相符,就会被解释为特殊人物的“异秉奇能”。这是对成功者价值的逻辑解释。中国知识分子,那些被褐怀玉、怀才不遇、远离庙堂、甚至困厄一生的古代文人们的历史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幸运的是,人类还有高过所有权势、财富,寿命长过所有王朝、统治者的“文化价值”,这一“文化价值”被“凝固”在所有怀才得遇或怀才不遇的才人们的作品之中,这些作品超越时代、超越肉体、超越历史甚至超越族群、超越国家,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文之魂,历3000年而未变,正是此一倾毕生心血、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创造作品”的精神,此精神与贝多芬、莫扎特、黑格尔、毕加索、凡·高等同在,权力富贵、得失宠辱,皆不能改变此一精神及其成就之作品。这个由历史作品组成的世界,被卡尔·波普尔称为“世界3”,即与物理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并立”的世界3:一切可见诸于客观物质的精神内容,或体现人的意识的人造产品和文化产品。这个由作品组成的世界,它是独立的、超越任何一个族群、世代的,具有自身价值及功能的客观存在。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不是因为有过多少帝王将相,更不是因为有过多少富商巨贾——尔曹皆与身俱灭,而是因为有这些作品所构成的“世界3”——中国文化作品世界之存在,这就是中国之魂。成就此中国之魂的,恰恰是那些当世困厄、怀才不遇的文化之人。谁能赢得与时间的赛跑?不是权势富贵、巧取豪夺者,而是这些被成功者嘲笑、专心追求内心大美的文人,这种“反视内听、孜孜以求”的“匠心独运”,正是中国文人之魂。文化决定族群的存在形态。中国之作为文化的延续性,绝对比人种之延续性更重要。骆家辉等可以长着中国的面孔,但骨子里不一定是一个中国人。区别人之族群归属的标准,不但是人种(血统),更重要的是文化。文化之自觉与创新,往往通过特别才能之人的作品得以呈现。中国文化的延续及复兴,不仅是因为中国人种繁衍庞大这一客观现实,不是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形成的经世致用的帝王之学,不是中国与周边民族的疆界融合,而是中国文化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文人之魂。这个由中国文人作品组成的文化世界,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这些精华构成中国人之“魂魄”。近现代100年的殖民侵略,西方人、日本人处心积虑搜刮、毁灭、掠夺、歪曲,都没有能够抹灭中国文化的痕迹,这些文化遗产及其精神依旧被当代中国文人所继承、延续。对于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学者)对这个称谓感到羞耻,好像被称为文人就说明自己不成功——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真正根基。如果文人以赚钱为目标,这才是一个民族文化之魂的堕落。所幸中国历史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即使战争侵略、掠夺毁灭,即使再多的跳梁小丑、洋奴汉奸,也不会灭绝中国文化的真正魂魄,有斯人则必有斯魂,与江河万古同流。我想起了黄公望(1269-1354年)。他的一生,经历坎坷,早年家贫过继他人,改姓黄,做小吏被牵连下狱,后师承赵孟頫,加入全真教云游讲学,以《周易》卦算之精称名当世。流传千古的,却是晚年所作的《富春山居图》,其跋文寥寥几句,道尽创造一部作品的快乐与艰辛:兴之所至,不觉亶亶布置如许。言其创造之源,乃是发自内在的兴致;阅三四载未得完备”,言其创造耗时耗力之久;最后对“有巧取豪夺者”奉劝,“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观黄公望之跋文,似有预言此画卷多舛命运之感,想来这是作者对作品极爱且信而生的一种预感吧。我们看历史、看今天之所有认真的创作者及其作品,当生此“知其成就之难”的敬畏,中国文化之道统,将因此一“认真”之精神而延续。中国不绝如缕的被褐怀玉的文化创造者们,与老子一样,都有不惧世人不我知,也一定要完成自己文化创作、自由思想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文明之光。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古来圣贤皆寂寞,也是常情。海德格尔1969年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我说了也白说,没人懂。绝少有人能理解我的思想,他们做不到。海德格尔甚至说:已经发表的东西,人们从来就没有搞懂。如果写我的思想的人和谈论这些著作的人都闭上嘴,那么至少我至今已经发表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有人读,思的状况会好一些。后面这段话,放在老子身上,或许更贴切。2000多年几千部老子注,可能比对老子攻击者对老子思想的扭曲更严重。